到了隋朝的隋煬帝大業三年（西元607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至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
隋煬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 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身冉”羅國，經都斯麻國，乃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
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
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途。”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到了唐朝，帶方州刺史曾多次主動與倭國聯絡，並改善了兩國的關係，為中、日恢復邦交、促進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機。不過，因在唐高宗年間，唐軍與倭軍在朝鮮“白江口”交戰中大敗倭軍，導致關係緊張。
從東漢到隋朝以前，朝廷和倭國總體上來說，是冊封與被冊封的關係。根據《宋書》上記載：“倭王贊死後，珍、濟、興、武四個繼任者都曾經遣使貢奉，並求中原朝廷（宋朝）授予倭國自己提出的封號”。
但是，西元7世紀初，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其國力的增長也使得當時倭國對海西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體現 在了當時隋、倭兩國的交往當中。
在《隋書•東夷傳》中的“倭國條”裡就記有倭國的國書：“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到了唐高宗年間時，倭國還曾與唐朝在“白江口”海域發生過一場大海戰，但卻以倭國水師（海軍）慘敗告終。
倭國從遣隋使開始，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主要原因是因為覺得自己的國名不雅，根源是缺乏自信。因為在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有“夏民居中,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概念，而倭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在地理位置上“近日所出”。所以，倭國強烈要求外教上更改國名為“日出之國”，即日本。
倭國從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到向唐朝通告更號事宜，再到最終獲得唐朝的承認，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因在“白江口海戰”中，倭國遭遇慘敗後，便開始自我反省。
最遲在“倭王”天智八年(西元669年，倭國已經決定把對外的國號改為“日本”。至於改號的原因，往遠說，可能是與隋、唐以來，倭國爭取對等外交的願望有關；往近的說，也不排除透過改變對外的國號來消除“白江口海戰”中慘遭失敗後，其在東亞國際格局中的消極影響這種可能。
所以，在西元668年朝鮮半島上的“高句麗”政權被唐軍攻滅後，日本在西元669年便遣使入唐朝賀。這次“遣唐使”在朝見唐朝官方時，很可能就已經向唐朝提出，要將“倭國”對外改稱“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圖書整合》上有記載：“咸亨元年（西元670年），倭人始更號日本，遣使賀平高麗。”
但是，倭使的提議可能最初並沒有被唐朝所承認，例證便是在《善鄰國寶記》中。郭務悰出使倭國時所攜帶的國書中有“大唐皇帝敬問倭王云云”。(關於《善鄰國寶記》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務悰等來聘，書曰：‘大唐皇帝敬問日本國天皇云云’。”
有後世的日本學者認為，是日本國內有意篡改了西元671年唐朝國書中“倭王”的稱謂。筆者認同這種觀點，郭務悰出使倭國時所攜帶的唐朝國書，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問倭王書”。
此處既稱“倭王”，可見唐朝並沒有很快就承認“倭國”更該新國號。至於唐朝之所以沒有很快就承認“倭國更號”這一事件，很可能與不久前的“白江口海戰”後，唐朝對倭國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關。、
郭務悰回國後不久，倭國就爆發“壬申之亂”。天武天皇上臺後中斷了與唐的外交關係。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寶元年(西元701年，日本才決定與唐朝恢復外交關係，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為首的代表團使唐。
可能正是從此次往來開始，中國唐朝也才正式承認了“日本”這個新國號的“合法性”。由於當時唐高宗患有偏頭痛，改為皇后武則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上“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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