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會這樣？因為官差門只關心完成上面派發的“賦稅任務”就行了，而對方只是普漲浪費的“良民”而非“刁民”，何必要苦苦相逼？畢竟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只要對方按時繳稅進行，愛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
元朝的普通百姓（有錢人家）不用擔心因“僭越”而犯事，可是到了明朝，情況就完全變了。根據明朝萬曆年間一位“禮部尚書”，即著名的文學家于慎行所說：“元平江南，政令疏闊，賦稅寬減，他無徵發。”
就是這短短16個字，就足以證明一切。而且，這還是一個明朝高階官員說的，這簡直讓人疑惑不解。
其實，蒙古人是非常重視“貿易”和“經商”的，但“貿易”和“經商”最重要之處，就是從事它的人要有足夠的自由才行，這就要求人口得有流動性，因為只有人口流動了，才能貨通天下，才能掙到錢，才能給蒙古人交稅。同時，對於老百姓種地之事，蒙古人就看得很淡，因為遊牧民族習慣吃肉喝奶，但不愛吃米飯。
蒙古人心想作為被統治者，你就按照規定數額繳稅就行了，不在乎你做什麼行業，也不要求你傾家蕩產的多交，因為蒙古人喜歡吃“老韃子烤羊腿”，不愛吃白米飯。所以，當時的江南百姓日子過得還算行。
這些“南人”中的“普通百姓”（富人階層）擁有充分自由，其想種地就種地，不想種地的也可以做買賣。
“元朝”的賦稅制在不同時期有所調整，包括“地稅”和“丁稅”、“秋稅”和“夏稅”、“科差法”、“經理法”等。
元朝的“地稅”和“丁稅”在其“前身”——“大蒙古國”時期，由“元太宗”孛兒只斤•窩闊臺的幕僚們（漢化之契丹人耶律楚材）負責制定並規定：“每戶科粟二石，後以軍食不足，後增為四石。繼定利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亦稱驅口）五升，新戶丁、驅各半，老幼不與。
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春土地之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
《元史•食貨志》記載：“地稅，上田每畝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元史•耶律楚材傳》記載：“至元十七年（西元1280年），“元世祖”孛兒只斤•忽必烈規定，全科戶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半科戶每丁粟一石。”
元初，江南只收“秋稅”，至元朝改國號為“大元”後的“至元”十九年（西元1282年）二月，令江南稅糧依宋貞例，輸米三分之一，其餘折輸綿、絹等雜物。“元成宗”孛兒只斤•鐵穆耳的“元貞”二年（西元1296年）始定江南征收“夏稅”。
“秋稅”只令輸糧，“夏稅”則折收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均視糧數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3000枚銅錢，相當於3兩銀子），或輸二貫，或輸一貫500文。
“元太宗”孛兒只斤•窩闊臺在位第八年（西元1236年）始行“科差法”。其名曰“絲料”、“包銀”。“絲料”即是每戶出絲一斤，以供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供諸王功臣沐浴之資。各驗其戶籍上下等級而徵收。
“包銀”，僅民科納六兩，半輸銀兩，半折輸顏色絲絹。以銀納稅，從此開始。《元史•食貨志》中說：“經界廢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
非經理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有元謂之“經理”者，在宋曰“經界”，在金（朝）曰“通檢推排”。
《元史•食貨志》中載有章閭對經理法的評說：“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為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折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欺舊名輸稅者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
元代統治者們為了“稅入無隱，差役亦均”的目的，採行“經理法”，但是並未達到預期目的。在元朝“延佑”二年（西元1315年），由“元仁宗”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下詔廢止“經理法”。
而且，“蒙元朝廷”治下的很多地方基本上都屬於“自治”狀態，因為蒙古人通常一年就來收一回稅，也就是趕上秋高馬肥之際收“秋稅”，平時都在長城以北大漠草原上“跑馬溜溜的草原，一朵溜溜的雲喲……”
也正是因為元朝統治者的寬鬆政策，才讓張士誠、朱元璋、陳友諒等“草莽英雄”鑽了空子併成了“大事”。因此，等朱元璋當了皇帝后，一切都變了。作為元朝“寬鬆政策”的受益者，朱元璋缺“朕濟之以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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