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小看引進紅薯（甘薯、地瓜、番薯）是一隨機事件，好在金大人向朝廷奏報後得到了以徐光啟為首的務實派大臣們的肯定，若無它和後來的玉米，則古代中國的人口就不可能從幾千萬猛然躍升為乾隆年間的兩億多。雖說東方古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全靠後來清朝打下的底子，而玉米、紅薯則功莫大焉！
《幾何原本》不用多說，《辨學章疏》指出傳統倫理缺少一種可靠的內在道德動機。歸根結底，一個人為什麼要做好人？古代君子很重視自我評價，並且不欺暗室，但唐宋以後的儒者卻認為“善發乎人性”。
這對普通人來說，確實是太難了！如果善是對自己的義務，似乎做了件壞事，得罪的只是自己；如果善是對別人的義務，放棄這種義務的理由又太多了。這就是“宋明理學”最後把儒家思想弄成“鑽牛角尖”了。
徐光啟雖然是明朝末期人，但在後來的清朝社會仍有一定的名聲，雖然不小，但遠遠不能與他的貢獻相副。比如，談實學的如劉獻廷等，才看重徐光啟，至於普通的讀書人，大多數沒讀過他一字一句，甚至不知道這個人。原因很多，其中一件讓人迴避，那就是主導輿論的“東林黨後學”竟對徐光啟並不感興趣。
明代晚期，“東林黨”和“北黨”激烈廝殺，爭奪朝廷控制權，都想主宰明朝的官僚體系。“東林起”於吳中（江蘇無錫），其主要成員多是江南讀書人。徐光啟則是上海人，與“東林黨人”的交往很自然就多了去。
“東林黨”是政治派別，有自己鮮明的政治訴求，與以“閹黨”為主力的“北黨”一樣，都是朝中不同的政治勢力。而四十歲以後的開始平步青雲的徐光啟早已心有所屬，因明哲保身，對政治鬥爭實在是沒那閒心。
徐光啟曾在信中說：“黨與二字，耗盡士大夫精神財力，而於國計民生，毫無干涉，且以裕蠱所為，思之痛心，望之卻步。”當時朝中壁壘森嚴，非此即彼，而徐光啟也在“閹黨”和“東林”之間不做左右袒護。
徐光啟特立獨行，不去招惹是非，便惹得“鬮黨”對他不高興，同時，“東林黨”也對他很不滿意。但正因如此，他才成為了崇禎帝朱由檢的“心腹”之一，每遇大事而無不與之相談，卻又被官僚體系和財政束縛。
明末西學越海而來，“東林黨”中的一些開明人士對此也很有興趣。但作為“政治黨人”，多數“東林人”對西學這種“奇技淫巧”和“西洋外道”也就顧不上發生興趣了，畢竟全力參與朝廷中的權力爭鬥才是重中之重。
早期的“”東林鉅子”雖然隔膜，但相處之際，還是彬彬有禮。如“東林健將鄒元標”，只說西學諸義、中國聖人和歷代名儒，早已講說透徹，詳盡無餘，屬“古已有之”的東西，因為他擔心因靠近西學而遭詬病。
或是“東林黨”中的傑出人才們沒有意識到“新學”（西學）同“道學”（傳統道家哲學）根基的根本衝突，後來如鄒維璉等，便起而攘之了。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在“宋明理學”閹割下變得極其排外，夜郎自大！
衝突是必然的，而且無處不在的。最簡單的例子，是徐光啟想要加入“天主教”，但其教義卻禁止一夫多妻。徐光啟只有一個兒子，沒有孫子，曾想娶一妾，以求開枝散葉，子孫無窮。但格於教義嚴苛，遂只好作罷，並感嘆道：“十誡不難守，獨不娶妾一款為難。”就這樣，徐光啟糾結了很久決定才加入“天主教”。
有一個叫黃貞的人，頭腦銳利，曾拿這一項來質問傳教士艾儒略。黃貞舉的例子是“周文王”。舊史裡說周文王多后妃，生百子，而他又是中國的“聖王”。那麼，難道這樣一個聖人若不信宗教也要下地獄嗎？
艾儒略只好支吾不言。文王之外，古如舜有娥皇、女英，今如皇帝后宮三千，誰敢讓他們下地獄呢？
對類似的爭執，徐光啟是能避就避。他一生求精責實，只是事情也不容易做。明軍在薩爾滸之敗後，徐光啟數次議購新式火炮，都不順利。等他得了崇禎信用，正值兵勢日迫，便主張除購炮外，招募三四百名葡萄牙炮兵，分派邊鎮，做炮兵教習，甚至做僱傭軍上陣打仗。這在當時也是很有必要的“權宜之計”。
但這種花錢請“僱傭兵”打仗卻被認為是前所未有之事，立刻有人上疏反對道：“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習先臣戚繼光之傳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練然後能揚威武哉？”於是，花錢請外援的朝議沒能透過。
此事雖然作廢，但徐光啟卻不禁嘆息道：“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實事。”說明那時候的很多“儒生”，由於“腦子進水”，全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若非如此，徐光啟也不會在信仰崩塌之際毅然投身異教懷抱！
徐光啟一生辛苦，做的許多事情在後人看來，似乎有些浪費人才，比如要練兵就手自教習，要移植紅薯就自己種實驗田，其他如譯書、編《農政全書》等，都是極吃力的工作，大約是知道爭論無用，因為別人的想法不是他能改變的，卻又不甘心“被現實打臉”，只好悶頭苦幹，既得心安，復望為後人鋪一點路。
有道是“落後就要捱打，先進就要捱罵”。罵徐光啟的人居然不多，這和他為人寬和、大有長者風範有關。至於忽然得了大名，那是近代以後的事情，與他生前所作所為沒什麼太大關係，都是後人給的榮譽。
他主譯《幾何原本》是因為利瑪竇太忙，只譯了六卷。他在世時，看這書的沒幾人。他曾說不知到什麼時候，有什麼人會把後半部譯出？後來才讓人知道，《幾何原本》在二百多年後的清朝咸豐七年，才由李善蘭等譯完。因此，徐光啟憂國憂民，一片赤誠之心，在這一時空提前得到了崇禎帝賞識，正好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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