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崇禎帝借“災後重建”強勢推出“新政”，立刻遭天下“藩王”反對，卻不知另一時空已早有案例。
在另一時空，當朱元璋在江蘇南京站穩腳跟並建立“明朝”政權時，卻給大明王朝的官員們制定了歷史上最低的工資標準，同時反而讓自己的子孫後代享受著超高的福利待遇。這就是明朝與其他朝代的不同。
這些皇子皇孫們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而且地位高崇，就連普通的王公、大臣們見了他們，也都要“伏而拜謁”。儘管明朝“藩王”們在“靖難之役”後被皇帝禁止互相串門和進京面聖，但生活不受影響。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為了讓自己的子孫後代們能一直保持生活富裕，不惜恢復了“分封制”，把皇子、皇孫分封到全國各地做“藩王”，希望這些“宗親子弟”將來能透過血緣關係，共同“夾輔皇室，安定天下”。
然而，朱元璋高估了“血緣紐帶”作用，而沒意識到“人際關係”的本質屬性是“社會性”而非“血緣宗親”，故才會出現兒子搶奪孫子的皇位，後世子孫之間因“削藩”和“立儲”而爆發了生死搏鬥，彰顯了政治的本質。
所謂“社會性”就是“階級性”，即“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關係和“統治階級”內部間的權力爭鬥。所謂“勝者王侯，敗者賊寇”，說明權力爭鬥與是非曲直無關，與道義仇恨無關，只在心狠手辣和實力對比。
這些“藩王”擁有大量良田、土地，既不用納稅，而且能世代相襲。即便如此，太祖朱元璋還生怕後代們過於勞累，於是專門規定只要是他朱家的子孫，從此以後就不能出門做事，只管享受人間清福就好了。
於是，從十歲開始，“藩王”們就由官府發放俸祿。在“藩王”結婚時，朝廷還會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等到“藩王”死後，朝廷還會報銷喪葬費用，可謂是從生到死，“藩王們”都被“太祖爺”安排得妥妥當當。
由於朱元璋的寵溺，這些“藩王”們有錢有兵且超脫於官府，很快成為了大明王朝最不穩定的因素。於是，在“靖難之役”後，朱棣以自身為鑑，防患於未然，就剝奪了“藩王”的軍權，加強對宗藩的監視和控制。
經過幾代皇帝的完善後，明朝逐漸形成了嚴格的“藩禁”制度。這些制度對“藩王”們進行了嚴格限制,即宗室們不能為官，不能參政，更不能擁兵。畢竟“太宗成祖皇帝”朱棣就是以“藩王”身份憑實力奪權上位的。
到了明朝中後期，連宗室經商也被禁止。“藩王”之間不得見面，連出城居然都要向皇帝請假。在這樣的“禁藩”制度下，各地“藩王”基本上都成了被軟禁的“囚徒”。當然了，其生活條件還是比絕大多數人好的。
無所事事且飽食終日，在沒有壓力又被絕對禁止工作的情況下，唯一的娛樂方式也就是狂生孩子了。
因“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很快就有聰明的藩王發現，生孩子居然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比如生一個“郡王”就有祿米貳千石，生個“鎮國將軍”也有米一千石，算起來這“生娃”居然是一樁穩賺不賠的買賣！
“君王”就是“藩國世子”，“鎮國將軍”就是“藩王”們的“庶子”，至於王爺們生的“郡主”，獎勵則相對少些。
於是，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為了增收增產，各地“藩王”們作為明朝的皇族，就鞠躬盡瘁，拼命的招妻納妾，苦苦耕種，更有天賦異稟者，其子女數量竟然多達百餘人！男女反正只要幹不死，就往死裡幹！
正德年間，山西“慶王”因子孫過多，導致弄不清楚自家的人口數，便只能向朝廷求助：“本府宗支數多，各‘將軍’所生子女或冒報歲數，無憑查考，乞令各將軍府查報。”此事轟動了朝野，成為“經典案例”！
於是，為了防止宗室人數暴增，朝廷只能下令限制宗室們的娶妻數量，即“郡王”在正妃之外，妾媵不得超過4人；“將軍”的妾室不超過3人；“中尉”的妾室不得超過兩人。這才稍稍減緩了藩王們的增長數量。
畢竟朝廷每年劃撥給各地“藩王”的給養和經費有著嚴格等級規定，不可能是“按需分配”，但也不能說是“按勞分配”，萬一某些“藩王”們的子孫後代繁殖過快，就會導致他們家人均福利驟減，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但即便如此，朱元璋後代們的繁衍速度，也是十分驚人！到明末為止，朱元璋的男性後代已達二十萬眾。若再算上各“藩王”的女兒、外甥女、孫女、外孫女等嫁出去的女性後代生娃，則早已超過百萬之巨！
皇子皇孫們多了，那王府和封地必然也要增多才能養得起這麼多閒人。因為朱元璋祖制的慷慨，到明中後期為止，國家的土地已有相當一部分兼併到這些“藩王”們的手中，造成朝廷稅收、口賦、丁賦大減。
據清史記載，大清入關後，收繳了大量“前朝藩王”的遺留田產，僅湖南、湖北、山西、陝西以及河南五省，就有2300萬畝之多！這些王府佔據良田，不需要交稅，還要從地方財政中領取俸祿，乃貪得無厭！
這讓地方的財政不堪重負。比如山西的那位生育冠軍“慶王”，因生的“郡王”和“將軍”過多，出現了傾山西全年稅糧也不夠發放“藩王”俸祿的奇觀。歸根結底，就是“朱八八”當年當過窮和尚和叫花子，被餓怕了！
這讓大臣呼籲，再過數十年，很可能出現舉全國之力，也無法養活這一家一姓的情況。於是，頭大如斗的皇帝只能再次改革。到了“萬曆年間”，朝廷實行“宗藩祿銀定額化”，給俸祿定一個固定的額度。在此之後，不論該省宗室怎樣繁衍增長，俸祿總數不變，這才稍稍緩解了“藩王俸祿”對大明財政造成鉅額消耗。
僅僅是財政供養，也不至於被百姓怨恨。其實，由於“藩王”們身份特殊，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因此，許多地方的“藩王”就利用自己特權，在地方橫行不法，對當地百姓甚至對地方官員橫加欺凌。
有明一代，朝廷對“藩王”造反噬嚴防死守，但對“藩王”們恣行威福，奪佔民田，欺辱官吏，強搶民女之事卻特別寬容，覺得讓“藩王”們引起民憤，才反而能讓朝廷感到安心，畢竟能趁機削藩回血，轉移矛盾。
但報應總會來到。西元1627年，陝西、山西、河南諸地發生災荒，低溫、大旱、蝗災接踵而來。農民顆粒無收，連草根都吃光。澄城的農民王二聚攏了上百饑民，殺官造反，揭開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
而另一方面，透過各種政策優惠和巧取豪奪，“藩王”們卻積累了如山的財富。比如山西大同的“代王”，居然擁有房屋一千零六十座；河南“福王”，擁有半個河南省耕地和礦產，金錢百萬，家中珠玉貨賂山積.....
由於家底殷實又民憤難平，按照祖制，“藩王”們還不能擁有軍隊。於是，這些人簡直就是為農民起義軍們量身定做的“補給包”，一旦失去了官府的護佑，基本上就只能坐以待斃，統統成為待宰殺的“大肥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