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崇禎帝利用“寄魂分身”治理朝政，並藉助太祖“洪武皇帝”之威，參考了“永樂盛世”整合資源。
說起那透過“靖難之役”篡逆而起的“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為被後世頗多指責，登基之後倒行逆施，和大肆屠殺“建文帝”舊臣的行為招致抨擊之外，歷史學家對其在位22年的評價還是挺高的。
明朝“永樂年間”的整個國家財政年收入平均起來約為3000萬兩白銀！在“鄭和下西洋”期間大搞“外貿壟斷”，狂賺西洋人的錢，也不過才將財政年收入提高到3700萬兩銀子而已，因為“靖難”之後，中原已糜爛。
但是，在朱棣登基後，參照“南京”城防來營建北京城，並先後五次北征蒙古，四次南征交趾，征服遼東，穩定西南，疏通並新開運河，派遣鄭和下西洋，修建“武當山”的“道教祖庭”，同時還要修“永樂大典”。
上面說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但卻少有人敢稱永樂朝橫徵暴斂，百姓民不聊生，因這其中不得比提一個人被海內外諸多明史學家贊為“永樂盛世大賬房”的名臣——夏元吉。
其實，以上種種原因都可歸根於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有錢能使鬼推磨，無錢能使磨推鬼”。在這個集列朝所有“宏圖偉業”於一身的時代，列列偉績歸根結底都離不開一個“錢”字，更何況明朝商品經濟發達。
夏元吉升官為“左侍郎”數月後，於永樂元年(西元1403年四月，收到了他任上後的第一個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時的江南，是大明朝物產最為豐富之地，也是稅收的主要來源，乃朱元璋定都南京的原因。
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來，連年暴雨成災，導致糧食減產，使國家賦稅大損。因此，朱棣很重視此事，早在入主南京之初，就先後派遣工部侍郎吳中、兵部侍郎方賓於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兩次下江南治理。
可是，這兩位跟從朱棣而來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勞而無功。因而，夏元吉受命此行，讓朱棣甚為重視，以至於行前，明成祖朱棣還專門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書籍給夏元吉治水之用。
兩個月後，朱棣又派戶部右侍郎李文鬱前往協助。夏元吉到任後，先反覆考察水情，然後力排眾議，更改傳統治水方法，提議從吳淞河至太湖之間開鑿運河，並在沿途設定水閘，控制流量，以求保證“澇則分洪，旱則灌溉”之效。此舉動用民工10萬人，而夏元吉則以身作則，經常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親自督工。
旁人勸“夏大人”注意休息，他卻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獨享安逸？”眾人聞之感動，於是工程大進。次年，他又督造了連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把江南兩大河流貫通起來，至永樂二年九月全線竣工。
從此以後，“蘇淞農田大利”，真正做到了“蘇湖熟，天下足”。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採用相同的治水方法，還要等到200年後的美國田納西水利工程啟動了。這說明，東方古國的水利工程技術遠超同期西方！
對於夏元吉的江南治水功績，就連朱棣的第一謀士“妖僧”兼“國師”姚廣孝也為此大為稱讚，並認為夏元吉乃“古之遺愛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明成祖朱棣的榮寵，並且在榮歸南京後也愈加器重他了。
不久後，夏元吉被升為“戶部尚書”，正式擔當起了大明朝廷的“大賬房”。於是，夏元吉藉此勸諫朱棣廢除“文字獄”，併為朱元璋時代因“寫文章”而招禍的文人們“平反昭雪”。這其實在勸誡朱棣要避免“文字獄”。
經過一番開導後，朱棣終於下達了“大明朝不因文殺人”的訓誡，使得一批之前蒙冤幾十年的文人、學子和諸多被封殺的詩文著作等，從此得以重見天日。這使得明朝文化空前繁榮，百家爭鳴，更從此開始。 夏元吉在“永樂時代”最重要的作用，其實是和“永樂時代”的一系列“大功業”緊密相連的，比如造寶船下西洋；修建武當山“道教祖庭”；征服東北與西南；編修《永樂大典》；4次南征安南（越南）且每次動兵30萬；5次發兵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動兵50萬；經濟花費都是天文數字，沒有雄厚的財力，根本就玩不轉！
對比前朝、後世，號稱“豐庶”的隋朝煬帝時代、後人贊為“富宋”的北宋徽宗時代、累積“十全武功”的朝清乾隆時代，上述的“大動作”僅進行了一、兩樣，便足以招致國庫空虛和苛捐雜稅叢生，使得百姓負擔激增，以至於變亂四起，天下動盪了。但永樂時代，雖說難免勞苦百姓，卻終能將這些“大動作”逐一完成。
再算上修建北方“邊牆”即“萬里長城”，則更是一筆巨大開銷，箇中奧妙，正在於夏元吉的“理財之能”。
清朝歷史學家趙翼曾讚歎說：“歷朝論理財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居然將明朝“大賬房”夏元吉與西漢“大司農”桑弘羊相比，評價可謂甚高。
其實，夏元吉之所以能順利解決這些問題，在於他高人一等的經濟眼光。在朱棣的歷次“大動作”中，不斷有人提議用增加賦稅的辦法解決籌款問題，每次夏元吉都堅決反對，因為這是“涸澤而漁”。他的訣竅可以概括成一句話：“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庶民，且便商賈。” 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難辦，其內容涉及到“機構精簡”，減少皇室開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日常花費等問題。但夏元吉知難而上，於永樂四年，借籌措下西洋經費為由，請旨裁減中央到地方閒散衙門200個，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給諸諸多皇子、藩王的賞賜，也經其諫勸，從而每年儉省了近三分之一。
朝廷禁軍經其核算後，淘汰了大量老弱殘兵，卻建成了兵少而戰力精的“三大營”。這一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夏元吉賄賂以圖“方便”，但他將眾人賄賂之物盡數掛在家中屋簷下，以表清廉之意。
接著流言四起，不斷有人在朱棣面前進讒言，誹謗夏元吉狐假虎威，沽名釣譽，誤國誤民等等。好在明成祖朱棣對夏元吉信任有加，並多次告誡群臣：“構陷夏元吉者，處重罪。” 這才使誣陷風伯逐漸平息。
其他幾條政策同時施行。比如，“平賦役”即增加對富戶階層的稅收，同時減免貧民階層稅收，其實就是動用行政手段縮小貧富差距，泯滅仇富心理。同時，夏元吉還允許鄉民在不得已時，也可出錢代勞役。
“清倉場”即清理各地倉庫和廢棄的官營手工作坊，嚴查貪汙腐敗，每遇貪墨要案時，他便親自核算，屢屢揭穿貪官伎倆後移交“三法司”，按照《大明律》法辦，該抄家的抄家，該發配的發配，甚至砍頭！
“廣屯種”即招募內地無地“流氓”去邊塞耕種落戶。這不是朱元璋時代的“強制遷移”，而是國家出臺“優惠”政策，用免稅和經濟補助來吸引農民前去落戶，結果愣是讓“九邊重鎮”各地22年來“戶口增倍”，大大有利於“明長城”一線的國防安全建設，給朝廷減輕壓力。而最早從內地“闖關東”的人，也恰出現在這一時期。
其中最關鍵也最難辦的是兩樣——“嚴鹽法”和“錢鈔之禁”。所謂“嚴鹽法”是對“洪武朝”時楊思義倡導的“開中法”的再調整。“開中法”是明清政府實行的以鹽、茶為中介，召募商人輸納軍糧、馬匹等物資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