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管子之說不是起於一時。
林延潮主張新政，主張變法眾所周知。
眾人心底所認為的變法多是如王安石，張居正那般，以剛猛治理天下，蕩盡一切，革除頑疾。如此學說經過林學的普及，近年來朝野為王安石發聲的意見很多，他的學術早為不少官員所認同，不再似以前全天下一窩蜂的摸黑了。
而今讀書人哪個不知王，張二學都不好意和人打招呼，其流傳程度就如同當年不知陽明心學一般。
現在又多了管仲變法。
於是管子成了除了研究王安石，張居正學說外的第三人。
新民報也不是單純的說教，而是以辯論的方式刊載。
報上虛構了兩名讀書人，以爭論的口吻對管仲辯儒進行辯論，這等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至於新民報上如何刊載的？
“相地而衰徵，即按照田地的貧瘠不同來徵收稅賦。此法近似於虎頭鼠尾冊，而管子早在春秋時就已提出。”
“官山海，讓百姓經營礦山，官府從中抽稅，對於礦山開採之利，官府與百姓三七分成，其旨在於官督民營，今日淮南鹽法變為綱運法即是法此。”
“至於稅賦，管子提出二歲徵稅一次，豐年十取其三，中年十取其二，下年什取其一，而到了災年則不徵稅。用管子的話而言，故萬民無籍而利歸於君也。”
“此外管子變法，最重則為輕重之術，管仲設立輕重九府，講究以貨幣調控民生經濟。”
“管子主張，黃金刀幣，民之通貨。意為貨幣在於流通，而不可簡單視為財貨。”
“其輕重之術在於，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萬物而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
新民報在這裡怕百姓不懂故而註解，貨幣九成在朝廷，一成在民間流通，則是錢貴物賤。如果貨幣都在民間流通，則物貴而錢輕。
“管子還數度不戰而屈人之兵，如臨近齊國的萊、莒產二國產茈，管仲讓齊國以高價收茈，讓兩國百姓爭相種茈，而放棄耕作。”
“第二年齊國又禁止茈之市易，最後萊、莒之君不得不向齊國請服。”
“用人上管仲則言‘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
”以品德，功績，誠信三等用官，官員不僅講品德誠信，也講事功。故而古人言管子的治國之道為‘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
“當然最切於民生乃‘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老百姓唯有吃飽肚子，身上有衣服穿，方談禮節榮辱。”
終於另一名士子言道：“你方才說的都有道理，但倉廩實而知禮節不可。難道普天之士吃不飽飯就不知禮節了嗎？如此只要有人吃不飽飯就可以打著這一句話的名義起來違上了？如此綱常何在？君臣何在？社稷又何在？”
“那位不食嗟來之食最後餓死的乞丐又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地方？此言固有幾分道理，但不可以用來經緯國家。”
另一名士子繼續以應答方式對曰：“此言至聖先師難道不知嗎？在論語中，至聖先師提及管子有四句話，除了一句批評管仲器小，奢侈，不知禮，其餘三句都是稱讚管子的。”
另一人則道：“其實你我也看得明白，聖人對於管仲的評價就是私德有虧，但卻有大功，可是論起來不如周公，不如三代聖王。”
“我今日論此不是來爭管子之地位，而是爭管仲是否是我儒門先賢。你說私德有虧，不可為聖賢，但子夏曾言，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
“難道一定要歸於三代才是儒家聖賢嗎？管子之變法也是兼顧厚民與富國強兵。只要是厚民，以蒼生為懷，就是達到了一個仁字。至聖先師不就說了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咱們儒門可是以一個仁字貫穿始終的，由此可見管子乃我儒家一派。”
文章寫得很淺白，這也是新民報的風格，方從哲常常讓經過六年義學學堂畢業的販夫走卒讀新民報上的文章。
這就如同白居易拿詩念給老嫗聽一般。
其中那句‘倉廩實而知禮節’可謂深得人心，比起士大夫們動則說教，這句話老百姓更能接受。變法的道理講一萬句，都不如比先讓老百姓吃飽喝足來得實際。
兩名士子還在最後以如此爭論收尾。
“厚民愛民與富國強兵相左，一個儒家之說，一個法家之學，又如何能融會貫通呢？”
另一人道：“厚民與富國非一左一右，而是同舟共濟。所謂將欲取之，必先予之。老百姓不富，朝廷又如何能富，先富百姓，才能富國家。”
新民報刊載的管子學說在百姓中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這一次不僅是讀書人，連下層百姓也深受鼓舞。
由下至上，水到渠成之勢，也在醞釀之中。
當然不少士大夫們質疑林延潮是否能說到做到，畢竟現在事功學派還未以實事見功。而原先厚民的番薯之策，反被王錫爵送給了他另一門生李三才。李三才也憑此功比原先早了三年出任淮督。
對於事功持有反對意見的大部分還是老儒生，大部分讀書人以及舉子們都是務實的（不會與自己的功名過不去）。
管子一書在京中大賣，不少讀書人們順應科舉風向專研起管仲的經世致用之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