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帳汗國現在推行的歷法，是剛建帳的時候，以元朝《授時歷》為基礎，進行改編的。
而且，這個改編，其實也就是做一些名稱的本地化，把一月改成雅努斯之月什麼的。畢竟那會兒，紫帳汗國的文治水平，也不足以做什麼。
不過，授時歷其實也比較早了。這部立法還是元初製作的，當時元朝剛剛滅掉南宋，忽必烈就命令許衡等人，收編南宋的歷算官吏，基於南宋的《成天曆》，制定新的歷法。
從《授時歷》制定到紫帳汗國採用它，有六七十年；到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年了，至少郭康覺得，確實有點長。要換做尋常的中原王朝，應該早就大修乃至重置了。
曆法本身，就是需要經常進行修訂的。像兩宋三百年，重新制定的歷法就有十部。不過這年頭大家文化水平都有限，連明朝自己，也只是把《授時歷》改了個名叫《大統歷》，然後就一直襬爛下去了。所以，這麼用著，暫時也沒有太大問題。
能做到這一點，估計還是因為授時歷底子好。當年，為了制定這部曆法，主持測量的學者郭守敬等人，向忽必烈上書，說當年大唐開元年間，僧一行等人在全國設立13處觀測點，收集天文資料，用於制定大衍曆。現在大元疆域，已經超過了大唐，應該進行更大規模的觀測，以獲得更精確的資料。
元初眾人，都有個奇怪的情結，就是什麼都喜歡和大唐比，忽必烈就是裡面帶頭的那個。看到這個建議，就很高興，當即批准下來。在忽必烈的支援下，郭守敬等人設立了27個觀測所，向東進入朝鮮半島，向西進入河西；最南的觀測所深入大海，設定在了南海的島嶼之上，最北的觀測所超過了北海，來到了西伯利亞腹地，史稱“四海測驗”。在這個基礎上，經過三年的努力，完成了授時歷的編訂。
這部曆法的精準度，和三百年後的格里高利曆相同，而格里高利曆就是後世一直沿襲的公曆。歷史上，用到明末那會兒，曆法才開始出現明顯的差錯。
雖然這會兒還是定義上的“古代”，但數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其實也是越來越快的。授時歷制定時的觀測工具和演算法，也不如後世的先進。但大元確實太大了，四海測驗獲得的大量資料起到了力大磚飛的效果，把整體誤差給壓下去了。
當然，光有曆法還不行，關鍵是如何普及。
農業這東西，在後人眼中，往往一種很土、很低端的工作。進行農業活動的人，一般也是保守、落後、愚昧的形象。但在這個時代，農業毫無疑問是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最多也只能說，它的上限和下限差別巨大，而絕大部分地方顯然都和這個上限無關，其原因也是因為技術不足。
沒有人生下來就具備生產的技能，種田當然也不是天生就會的。哪怕是斯拉夫人，也得跟著長輩進行學習。而且，技術越高，需要學習的東西就越複雜。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僅靠簡單的口耳相傳就能學會，也不是隻靠自己摸索就行的了。這些系統的知識，必須有專門的人研究，經過專門的整理，然後讓大家學習，才能儘可能地提高效率。
相反，在缺乏知識的情況下，農業水平可以落後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英國近代的所謂農業革命，就起始於當地人學會了先用木棍在地上戳個洞，然後再放種子。這其實就是“刀耕火種”裡頭那個刀耕，但是沒人教的話大家就是不會。至於農業革命的核心，則是18世紀後期，出現的鐵犁和播種車。
在這種西漢農具普及之前，當地人就是隻會用手，將種子直接撒在簡單翻作過的土地上。手藝好的農夫可以撒的相對均勻，而大部分人撒播之後，種子都會因為坑坑窪窪的地面而聚集起來。
等莊稼長出來後，並不是人們印象中一排排，一壟壟，整整齊齊的樣子，而是雜亂無章，不但密度不勻，不同植株之間也會互相干擾，導致通風不好，採光不均勻，澆水的效率也很低。
結果就是，連同一塊地的莊稼，成熟的時間都能差個幾天。到收穫的時候，也顧不上，只好把一些未長熟的莊稼一起收割上來。而且這種耕種方法，也使得播種者幾乎無法除草——當然了，把地種成這個樣子，莊稼的狀態本來也就和野草差不多了。反正英格蘭人和斯拉夫人一樣，都是字面意義上的食草民族，啃點野草也是食物了。
這種條件下，當地農業水平自然也低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糧食收種比常年停留在1∶2到1∶4的水平。寫成唐詩，就是“春種一粒粟，秋收兩顆子”，真餓死了可能才是正常情況……
別說平民，連貴族都儘可能不想在島上待，因為那裡的物質條件一直過於窮酸。當年，基輔大公“智者”雅羅斯拉夫執政的時候，曾經安排公主與英格蘭聯姻。不過老大公一直關心女兒的狀況，後來還專門寫信給她，說英格蘭的伙食似乎很糟糕，問她能否習慣。能讓羅斯人都覺得吃的太差，可見當時那邊是個什麼鬼情況。
所以，要提高農業的水平，首要的就是傳播知識。曆法也是這些知識中的一部分。
像現在這個村子，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教堂和學堂。這裡不止是舉行祭祀和教育小孩，也是傳播各種重要知識的場所。
自古以來，地方官員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勸農”。所謂勸農，不止是獎勵和督促種田，很大一部分工作內容，是宣稱朝廷政策，推廣效率更高的農業技術。因為哪怕有先進技術，如果無法普及也是沒有用的。而只靠民間自發傳播的話，推廣的速度會非常遲緩。所以，官府必須主動介入，進行宣傳和教授。
哪怕是制度鬆弛的元朝，都有《通制條格》之類的官方檔案，規定農田、水利、樹藝、漁畜、教育等各種農業政策和規範，寫明各種作物應該怎麼種、種多少合適之類的事項，連如何搭配的問題，都要細緻地進行籌劃和規定。哪怕缺乏對基層的管理能力，這些事情也不能不做，因為在傳統意識裡，這就是朝廷應該做的事情。你不做，那就可能有別人來做了……
當然，想要真正落實這些，切實提高農業的效率，就確實需要一個有力的執行體系了。更直白地說，朝廷需要能穩定地管理到地方，而且影響力越深入基層，越能把這些技術貫徹下去，就越能提高效率。
在古典時代，還需要極限動員的時候，這些規定就更加細緻。秦國的法令裡，連一塊田地播種時，不同作物各自要多少種子，官府都有明確的資料，要求民眾儘量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