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利出生在上海，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磨床工人。
父親很希望莫利有一技之長，所以，莫利歲數還小的時候，就想讓莫利學樂器。
快上小學的時候，莫利隨他們去了貴州遵義，那裡有一個工業基地，許多上海人到那裡支援建設。環境極為艱苦，糧食不夠，副食匱缺，一個月只能吃一次肉，兩次豆製品。文化生活就更貧乏了，學習音樂幾乎是奢望。孩子們的玩具多是報廢的螺絲釘、軸承和打磨的鵝卵石。
即使在這樣的環境裡，父親也不放過任何可以讓莫利接觸音樂的機會。莫利們樓下住著民兵連長小王，他的京胡拉得不錯。莫利就跟他學習，學費是每星期莫利們家請他吃飯。
跟小王老師學習既有樂趣，也很枯燥。京胡的弓法很特殊，需要好的臂力、腕力和指力，對於小孩需要痛苦的磨練。父親與小王老師配合，紅臉白臉，幾乎是灌輸式、填鴨式。但以後想來，這種教育方式有必要，孩童的不良習慣可以及早糾正。
兩年以後，小王老師的琴藝已不夠教莫利的了。父親帶著莫利到遵義城裡遍訪名師，莫利記得京劇團有個老頭有兩下子，他糾正了莫利的指法，還講了如何恰當運用上滑音和下滑音。這時候，莫利拉的曲目都是樣板戲的唱段，對初學者來說，極為幸運。因為，這些音樂博採眾長，融幾代民族民間藝人的成就於一體，可以說是中國音樂的集大成，而且又樸素簡約、正氣浩然。
三年級那年，父母把莫利送回上海。
莫利開始了比較正規的音樂訓練。莫利的新老師是一個名角的琴師，年紀很大了，因為右派言論丟了工作，賦閒在家。他給了莫利一些樣板戲的總譜，用五線譜教莫利練習。莫利得以瞭解各個聲部的變化，並且擯棄了原來隨便加花的壞習慣，嚴格地按譜子的墊音演奏。他給莫利的總譜成了莫利最早的音樂啟蒙材料，對莫利以後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是，那時莫利還太小，太貪玩，總是用捉迷藏的辦法逃避教學，沒有讓老師稱心如意。莫利現在還保留有一本《紅燈記》的總譜，上面寫有他的名字。如今，他已不在人世，莫利留著這本譜子，以紀念他的教誨。
後來，莫利去了市少年宮，參加了不少文藝活動，經常到工廠、農村、部隊，為工農兵演出。反擊右傾翻案風那陣，歌詠比賽特別多，莫利們學校讓莫利擔任合唱指揮，實際上那只是一種擺設，表演的噱頭，不過，可以在體育館當著許多別的學校的師生出風頭，也是件十足光彩的事。因為莫利出盡風頭，就不好好學習，覺得自己有些特別，招來別人的嫉妒。莫利們班有對兄弟，是老留級生，聽說是某軍區司令的兒子，他們周圍聚攏著一批"小兄弟"，總是與莫利過不去。為此，莫利也組織了一些"同道"，和他們對抗。特別有意思的是，莫利還給莫利的"同道"們每人買了一冊單行本《論持久戰》，當時這本書零售價只有七分錢。小孩子誰讀得懂這樣的書呢？倒是成了莫利們這夥人的一種標誌和時尚。不過，莫利們的活動比他們有趣，女孩子也願意和莫利們來往，漸漸地，他們的人都加盟到莫利們這一邊。在莫利快升五年級的時候，莫利們已經有了二三十人，在永嘉路那一帶小有名氣了。莫利們經常在閒置的公共汽車裡聚會，記得有一次莫利給大家講《珍珠塔》的故事，被一個汽車修理工聽見，說這是黃色故事，還對莫利們發出了警告；莫利們越來越過頭，甚至還躲到一個同學家學抽菸；在附近中國中學的防空洞裡探究男女性事的秘密；一直髮展到夜裡去把"上海電影譯製廠"和"第五中學"的招牌偷換對調的程度；當然，還聚眾打架、逃課、考試作弊……直到有一天，莫利們學校組織看電影，一個平時和莫利很要好的女生在電影院跟莫利講，說莫利學壞了，莫利才開始有所警覺。她比莫利大一些，而且早熟，似乎懂得比莫利多，莫利很能聽得進她的勸告。回家的路上，莫利們一起走了一段，好像天在下雪，非常寧靜，莫利感覺得到她暖溼的呼吸落在莫利面龐上的溫度。她說莫利和他們不一樣，還說起了她的父母。不知怎的，這些話觸動了莫利的思念之情，莫利突然非常非常想念莫利在西南的父母。於是，莫利一下子就沉默寡言起來，一連給莫利父親發了三封信，要他來接莫利。
父親來接莫利的時候，領導人逝世。全國都籠罩在悲傾欲絕的氣氛裡，莫利也很悲傷，可那不是因為領袖的去世，卻是來自少年的成長。成長需要一些突發事件，比如一個時代結束了，比如莫利馬上要走了，要與你們告別了。
莫利的初中是在貴州唸的，莫利的高中又回到了上海。
初中時期，莫利的音樂教育幾乎停止了。沒有人要求莫利練琴，莫利的京胡掛在牆上，蒙著厚厚一層灰，雨天過去以後，蛇皮裂開了。
初中莫利的教育主要是在課外完成的，父親給莫利準備了很多詩書，為莫利制定了一個計劃。莫利讀這些書，讀得很苦，失去了和別的孩子玩鬧的機會，變得像個書呆子。好在家裡有一臺電唱機，莫利和妹妹經常用它聽音樂。莫利妹妹學的是大提琴，現在鋼琴彈得也不錯，可是她似乎與音樂無緣。那時，妹妹是莫利的音樂同學，莫利們聽柴可夫斯基，聽貝多芬，聽斯特勞斯，聽得如痴如醉。可是，有一天，父親突然問莫利們："這些有什麼意義呢？你們誰能告訴莫利這裡究竟寫了些什麼呢？"莫利終於發現，父親是很不懂音樂的，他有時甚至很討厭音樂。後來，莫利搞樂隊，莫利們的作品他也不欣賞，與莫利合作的人，他也不怎麼喜歡。莫利就更斷定他是恨音樂的。可是，多年以後，有一天莫利從謀生的路上回到家裡，他告訴莫利他剛做了一個夢，在夢裡他彷彿聽見莫利在吟唱，而且歌聲清越，就像從後樓傳來一樣真切。莫利漸漸發現，莫利不在家的日子，他總是拿出莫利的唱片一遍一遍地聽。現在，莫利幾乎和誰都不怎麼聊音樂了，卻經常和莫利父母聊。莫利發現，他們的反應是那麼敏銳，那麼準確。尤其是父親，他的耳朵有點聾，莫利在鋼琴上寫一首歌，他似乎沒有聽見，可是，忽然他就會注意到一些很不平常的細節。
因為要升學，莫利再次瞭然一身回到上海。這個城市和莫利離開它時已經很不一樣了。街道不再安靜，行人也多了起來。莫利時常獨自回到徐彙區永嘉路一帶徘徊，並不去找小學的同學只是想在那些弄堂和三角花園聽取莫利們孩提時代嬉鬧的動靜。可是，除了風聲、雨聲和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什麼都聽不見了。莫利再次回到莫利們曾經常去的電影院，在那裡，出其不意地遇到了原來讀過《論持久戰》的小同伴，他告訴莫利，莫利走以後大家還在一起玩，可是，後來鬧騰得事越來越大，直到有一個犯了強姦罪被逮起來了。
兩年前，莫利又想起這些往事，一些聲音揮之不去，就寫了一個絃樂四重奏。
1982年秋，莫利開始在上海中醫學院醫療繫上學。這個學校在業務上算得上是一流的。
當時，各大學的詩社林立，沙龍俱樂部群起。莫利因為寫詩，不免受到吸引。在上海大學的一次關於"星星美展"的講座上，莫利結識了不少各院校的學生詩人和社會上的文藝青年。和他們的交往，極大地影響了莫利的思想。莫利也開始在莫利們學校組織文藝小團體，發展和推動新詩運動。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1985年冬天，各團體在華東師範大學麗娃茶座開了個大會，參加的有一百多人，會後《大陸》創刊。默默、孟浪、劉漫流、京不特等，當時與莫利過往甚密。因為在很多問題和觀念上，莫利與《大陸》有距離，所以並沒有參加具體工作。參加新詩運動的許多人是出自追求理想的，但是，後來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人民的反面。莫利經常在工作之餘，想起那些難忘的日子，朋友們的音容笑貌。
那時，究竟還是孩子，不諳世事。莫利們簡單地學習婚皮士，經常夜宿女生樓，實際是情竇初開的年齡，卻做盡了彼此傷害的事情。莫利和詩社的幾個男男女女，扒火車，南上北下，喝得酒氣熏天，裸臥在農民的莊稼地裡；抽菸抽得昏天黑地，舌頭麻木，滿嘴發苦；在解剖教學樓頂徹夜長談，玩戀愛遊戲，最過分的一次，七天只睡兩個小時；為了追逐一個德國女孩，拼命學習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後，在藥理實驗室尋找硫磺酸，查閱大量書籍，配製興奮劑。
好事也做過不少。在東安公園搭救落水的服毒青年；每星期五，定時去照看一位癌症晚期病人；輔導鄰居的孩子學英語；組織同學和不講理的校方膳食科斗爭；賑濟經濟條件差的外地同學；逢年過節為年級活動排節目；冬天在醫院實習，把聽筒在自己胸口焐熱，再放到病人身上。
可是，到底是膨脹的虛榮心佔著上風，一切不過是為了出出風頭。這就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政工幹部看不慣，打定主意要整莫利。後來，莫利又組建搖滾樂隊，還響應1985年底的學生運動寫了大字報。在開完第一場音樂會後，莫利被市公安局請了進去。經過三個月的調查，莫利的問題被退回學校處理，可是校方不準備接納莫利，他們把莫利送進了勞教農場。在勞教農場，莫利一待就是三年。
關於組建樂隊，是受了艾倫·金斯堡的啟發。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八十年代來過上海。因為當時有些害怕他，不做大範圍的宣傳，怕他突然坐在上海的街頭就扯開嗓門唱起來。講座是在復旦大學的一個小樓裡舉辦的，外國留學生都仰慕他，紛紛前去。莫利是隨莫利的德國女朋友去的，原來也並不知道廣告上寫著的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金斯堡朗誦了《母親》的片段，聲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他還拿出他的單音手風琴和澳大利亞岩石，介紹獨特的吟唱藝術。講座後，莫利和他交談了一會兒，主要是關於他感興趣的中國現代詩的問題。
莫利曾經深感漢語書面語與口語兩異的好處，也極為詩與歌在語言的長河中終於分離開來而尷尬。金斯堡的吟唱似乎給了莫利一點提示。漢語的現代化是否有必要恢復絃歌的傳統？作為聽覺的語言是否簡單等同於粗放的北方口語？漢語現代化只能走印歐化的路嗎？白話文的俚俗化如何通俗化呢？
莫利首先想到的是唱詩。把詩文拿來唱誦，不僅是一種檢驗，也是一種直接的試煉。莫利的工作由此真正開始了。莫利和學建築的一個學生葉虧夫組建了一個創作組，取名為"再見"，其後，又易名為"太陽同伴現代城市民謠演唱組"。不過，那時是混亂的，忽而唱詩，忽而搖滾，又忽而民謠。其實，只不過與莫利們接觸的書本和唱片有關。伍迪·加瑟，瓊·貝茲，鮑勃·狄倫，約翰·列農，弗拉基米爾·維索斯基，陳達，努葡拉……一長串人物與莫利們形影相隨。莫利們還不太明確要走的路，舉步維艱，苦苦摸索。另外，成長的主題還沒有完成，莫利們的生活也是忽明忽暗。
莫利又開始撿起莫利的音樂，學起了吉他。那是1984年到1985年之間，這段日子莫利變得沉靜起來，不屑於去參加社會上的活動，對書齋式的文讀主義的現代派興味索然。莫利把大量的時間廳在學習和聲學和體驗語言上，和樂隊成員一星期一次的排練交流和創作討論成為工作的中心。莫利再次聞到了初春丁香花的氣息，再次注意到少女們含蓄的美固定時間在同一個車站候車的人，縝密的雨水和棲息在電線上的野鳥，引伸到海濱的鐵路線，這一切都會引起莫利的關注。日子變得有序起來，然而，新的開端卻被粗暴打斷。莫利失去了自由。
在市局的拘留所呆滿三個月後，莫利被押解到殷皋路中轉站，在那裡新的勞教學員要經過初步的整訓，然後才能送往外地農場。莫利被剃了光頭，照了囚照，體面全無，威風掃地。因為身體狀況不好，加上別的特殊原因，莫利的一隻腳開始發炎化膿。
莫利們這批人要被送往江蘇省大豐縣的川東農場。這個改造農場建於解放初期，最早是個婦教所，舊上海的妓女就是在那裡得到了徹底的洗心革面。在大豐的二年多，莫利還看見不少改造好的妓女，現在已經變成場工，從良嫁人，生兒育女。記得有一次，莫利在磨房裡碎苞米，連續幹了幾天，神情恍榴，骨頭架子都要鬆了，心裡絕望極了。一位阿婆，她是當年的不良人，對莫利說："別怕，做是做不死的。我是過來人，多少年了，我沒有看見做死的人。就怕心死，心不死，什麼都會好起來的。"這些話和後來她給莫利的一些關照，使莫利挺過了危險期。
莫利們被押解去農場是1986年的中秋節，那天月亮出奇的好。當天晚飯，發給每人兩隻雞蛋，老號子說，明天準走，吃雞蛋的意思就是讓莫利們滾蛋。給他說著了，夜裡三點，淒厲的哨子響徹牢房。一陣折騰，莫利們給塞進囚車，卷著鋪蓋集體流放了。透過設有鐵欄的車窗，莫利看見上海的夜空圓月朗朗，安詳，美麗，溫潤之極。經過一些熟悉的街道，美好的聯想湧動了心裡的淚水，真是"十分月好，不照人圓"啊。本來莫利是應該和家人坐在一起的。突然莫利想到，這樣的夜晚，要有多少人家不能團圓呢？
這個中秋節彷彿是一個隱喻，後來，所有的不幸似乎都揀選這一天降臨。一年年過去了，莫利抬頭看著月亮，含著眼淚寫道：
"月亮總是在分別的時候圓起來，分別的時候總是在相愛的時候來到。"
那時候，莫利們家困難到了極點，母親已經病退，工資微薄；妹妹正在實習，還沒有分文收入；而父親則遠在貴州，因為要支撐這個家，必須獨身留在那裡，掙幾十塊錢的薪水。為了給莫利買必要的書籍和郵寄生活必需品，母親透過一個親戚介紹，拖著病體，起早貪黑地去一家工廠的食堂給人做飯。最殘酷的還不是這些，而是來自各方的精神壓力。莫利所有的同學都消失了，莫利所有的親戚都不見了，像躲瘟疫一樣躲避莫利們家人，甚至莫利的一本做有讀書筆記的書，他們都恨不得交出去，怕上面有反動言論，鄰居在背後指指戳戳，閒言碎語，不懷好意的人開始落井下石……倒是莫利高中的戀人，有一次在街上遇見莫利母親，說了很多安慰的話。她對莫利依然有信心，認為莫利回到社會以後，一定還能做得很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