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於華他們這群人看電影的時候，在同一時間的東院，林朝陽正在奮筆疾書。
他這次回燕京要待半個月，打算利用這段時間把《寄生蟲》的劇本寫完，順便再給新書開個頭。自從結婚之後，林朝陽已經少有獨處的時候了。
這回老婆孩子都不在身邊，孤單是孤單了一點，但寫作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上來。
按照這個速度，他感覺自己再有三四天就能寫完《寄生蟲》的劇本，有種重回巔峰的快感。孤獨，果然是男人最好的夥伴！
晚上十點多，他終於從書桌前起身，舒展了一下痠痛的肩膀。
西院那裡隱隱傳來一陣歡聲笑語，也不知道又在搞什麼活動，動靜一直持續到十一點之後才停歇。次日一早，林朝陽正睡著就被敲門聲給叫醒了，開門一看是於華。
昨晚他們幾個人看完電影有幾個離家遠的沒走，就睡西院了，早上做了飯，想著叫林朝陽也吃點。
林朝陽洗漱過後來到西院吃飯，留宿這幾位裡於華和祝偉是他最熟的，吳彬、劉霞夫妻他是第一次見。吃著飯閒聊，大家聊起創作，祝偉詢問林朝陽最近的創作。
林朝陽說在寫《寄生蟲》的劇本，之後還要寫一部長篇，吳彬不禁好奇林朝陽為什麼能保持這麼旺盛的創作狀態。“與其想著怎麼保持旺盛的創作狀態，不如調整一下心態。
很多人把文學創作當成信筆塗鴉，靈感一到，筆翰如流，一氣呵成，遂成千古名篇，實際上不過是自欺欺人。
它首先還是個技術活兒，就比如於華現在要寫短篇，可能幾天或者一兩個星期就完成了，不管故事還是語言都在他的掌控範圍之內。
但要是寫長篇，對他來說就是一個不小的考驗。
這種時候光靠靈感、光靠興趣是不夠的，不光要有熱愛，還要有跑馬拉松一樣的耐力和百折不撓的恆心。沉下心把它當成一項需要兢兢業業對待的工作，這樣的心態對創作者來說可能更有幫助。”
林朝陽的話帶了點說教的意味，但在場幾人並沒有任何不適，人家林朝陽有資格說這樣的話。至少在中國文壇，在林朝陽這個年紀的時候，還沒有人能達到與他並肩的創作產量和水平。他願意分享自己的創作心得，大家高興還來不及呢。
今天是週日，不用上課，也不用上班。
吃過飯，於華幾人在西院看電影、看書、侃大山，樂不思蜀，而林朝陽繼續回東院寫東西，花了四天時間，林朝陽將《寄生蟲》的劇本寫完之後，開始了新書的創作。
這樣半天上課、半天寫作，生活格外有規律。
又過了幾天，他接到了餘玉溪從山東高密打來的電話，她這段時間一直在高密跟組。“謝天謝地，朝陽老師您在燕京！”打通了電話，餘玉溪的語氣有些激動。
“出什麼事了？”林朝陽問。
餘玉溪這才說起她打電話的原因。
章藝謀拍《紅高粱》，乾的第一件事就是種高粱，他要還原謨言中那如火如荼的紅高粱。
剛開春他就拍了副導演楊鳳良去高密的孫家口，劇組花了四萬塊錢，跟當地的老百姓籤合同，讓他們種了100畝高粱地。章藝謀想的挺好，可他們這種只管給錢，毫無約束的操作，註定要要吃虧。
他們委託種植的100畝高粱地，當地人撒上種子之後就沒怎麼管過。
等章藝謀雄心勃勃的去驗收高粱地的時候，卻發現那些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幾作。葉子都打著卷，葉子莖上密佈著一層蚜蟲。
照這麼發展下去，這些高粱根本無法達到拍戲的水平。紅高粱、紅高粱，沒了高粱，那還拍啥？
章藝謀急的一夜之間嗓子都啞了，想哭的心都有。
林朝陽聽完餘玉溪的彙報，一下子抓住了問題的關鍵，“現在找點農業專家給出出主意，還能補救嗎？”
餘玉溪語氣不確定的說道：“我們也不知道，找了當地農技站的同志，他們說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撒化肥、打藥，還得精細化管理。可我們..”
林朝陽立刻明白了她語氣中的猶豫的來源，劇組都是外地人，根本不可能指使得動當地人。“我知道了，這件事我給你們想辦法吧。”
結束通話了電話後，林朝陽想了想，這點小事他肯定不能往大了找關係。
於是他先給王濛打了個電話，讓他幫忙聯絡一下山東文協的一把手馮德英，然後再透過馮德英聯絡到了高密縣的同志。
說明了《紅高粱》劇組現在面對的情況，請縣裡的同志施以援手。
完成。”
”我明白，我明白。朝陽同志請放心， 《紅高粱》是一次對我們高密縣難得的宣傳，我們一定把這件事當成一件政治任務來聽到縣委同志的保證，林朝陽心中鬆了口氣， “政治任務”這四個字不是隨便說出口的
他連聲道謝過後，又給劇組去了電話，讓餘玉溪和章藝謀聯絡縣委的同志。
過了大半天，章藝謀再次打來電話。
說縣委的同志專門把她和章藝謀請到縣裡開了個會，表態要把管理高粱的事當成政治任務來抓。不僅特批了5噸化肥，還專門把孫家口的鄉領導召到縣裡耳提面命了一番。
“朝陽老師，真是給您添麻煩了，這件事我沒做好。”解決了大麻煩，章藝謀心中高興的同時又有些歉意。
花了幾萬塊錢種的高粱差點打水漂，還差點耽誤了劇組的拍攝，他這個當導演的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你第一次當導演，出現點問題再正常不過了，不要有思想包袱，好好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