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允已經將目光盯向宋明理學了。來來，你們將屁股挪一挪，以後這位置我蘇學要了！
有人說功業會消亡，但思想不會。
但蘇允卻是覺得，有了思想，功業才會因此成就。
後世教員的經歷告訴我們，打造一個擁有先進思想的團隊，才可以成就一番事業。
於是蘇允開始在太學講《四書章句集註》。
《四書章句集註》之前在太學流傳已經有兩年時間，早已經被列入選讀讀本之一，有不少太學生是看過的，但看過跟著作者親自來講是不一樣的。
尤其是涉及到哲學理論上的東西，若是沒有人領進門，就算是看了，可能也是懵懵懂懂的。
而有蘇允的講解之下，太學師生這才知道蘇允所寫的四書章句集註裡面內涵是何等博大精深，這已經是一門已經極為成熟且系統的學說了！
關鍵是什麼，這門學說不僅在理論上極為成熟，而且有與其配套的方法論、研究方法以及實踐方法，這在儒家發展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通常大家都說四書五經如何博大精深，讀懂四書五經便懂得了做事做人的方法，可怎麼做呢，四書五經裡面所說的並不具體，非得悟性極高之人，才能夠依照裡面大而論之的說法摸索出來一條道路來。
但大多數人只是普通人而已，通常只能引經據典，似是而非的過一生，以至於世人對儒生有一種誤解，叫‘百無一用是書生’。
然而若是按照蘇允所寫的四書五經以及配套的方法來做事，卻是能夠真正做出實事來的。
這可是真了不得。
眾多太學生似乎找到了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來，學習的熱情頓時更加暴漲起來。
而汴京裡的其他讀書人也是聞名而來，在蘇允的公開課中聽講，一時竟是成了一種風尚。
蘇學之名一時間也竟是風靡了起來，眾多讀書人宴飲來往之時，無不以討論蘇學為榮。
而這種風尚，也在京朝官之中蔓延。
近來司馬光的身體不是很好，從他上《請革弊札子》，又在《請更新新法札子》廢除了保甲法，又廢除了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後，身體便漸漸不好起來。
司馬光自覺身體已經扛不住，於是上表請求辭位，但高太后對他很倚重，不但不準辭位，反下詔除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正式拜為宰相，並允許他免去朝覲，乘坐肩輿，每隔“三日一入省”。
而他最近的精力主要放在廢除免役法以及青苗法上，他得知蘇允在太學講學的事情，自然是有心人告知他的。
哦，這個有心人叫程頤。
程頤告訴司馬光，說蘇允在太學散播一些反對廢除新法的言論，為新黨做倀。
司馬光聽說了這個說法之後很是關切，不過卻沒有聽從程頤所建議的直接禁了蘇允的講學，倒不是看在蘇軾的面子上，而是他對蘇允在學術上的成就還是存有敬意的。
而且，司馬光知道程頤與蘇允之間乃是存在著齟齬的，畢竟一個理學，一個蘇學，可是存在著道統之爭的，因此司馬光還是存著謹慎的態度。
司馬光使人去太學取了蘇允的講學筆記，司馬光看了之後，雖然心中有些不喜蘇允在軍事上的態度，但在其他方面卻是感覺沒有傾向上的問題，甚至覺得蘇允在經義上的造詣已經是當世第一人。
司馬光最為人稱道的是《資治通鑑》，但他在經學上的研究亦是頗為精深，尤其是對易學等經學研究和在老子、揚雄等諸子研究方面尤為精深。
司馬光素來弘揚儒術，力闢佛老，對儒家經義做了許多開創性的闡釋，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同二程的觀點相比，司馬光重史亦重經，與理學家的經細史粗說不同。
司馬光從蘇允的經義研究之中看到蘇允的研究方法與自己頗為相似，都是史經並重，因此頗有好感。
於是，在看到蘇允近來不講三國只講經義後，對於軍事上不再多講，便不想多生枝節。
畢竟當下要廢除青苗法、免役法已經引起範純仁、蘇軾等人的不滿，若是再禁蘇允的學說，那可能會影響到對新法的廢除，反而是得不償失了。
所以司馬光將此事擱置不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