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演義》中,這一情節被美化為關羽的英雄事蹟,但其實主角換成魯肅更為合適。魯肅為了大局,邀請關羽相見,提出各自將兵馬布置在百步以外,只有將軍們各帶單刀赴會。
雖然看似風險對等,但面對一流武將關羽,加之原本就劍拔弩張的態勢,魯肅所承受的風險和壓力自然更大。
然而魯肅毫無畏懼,毅然赴會,由此也能看出他非同常人的勇氣和魄力。最後在雙方的不斷博弈下,雙方議定以湘水為界平分荊州,孫劉修好,史稱“湘水劃界”。
公元217年,魯肅病逝,享年46歲。魯肅一死,東吳的“定海神針”沒了,難能可貴的平衡之勢不再穩定,從而導致江東開啟了風雲激盪的局勢。
縱觀魯肅的一生,他有智有勇,與周瑜媲美。若論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他甚至比周瑜略勝一籌。與諸葛亮、荀彧相比,他也毫不遜色,堪稱東吳第一謀士。
他始終不渝地堅持孫劉聯盟,是因為他明白聯盟的維持與鞏固關係到江東生死存亡的長遠利益,這也是他的獨到之處。在魯肅之後,呂蒙、陸遜等人雖然攻取了荊州,但卻由此損害了孫劉聯盟。
雙方再次兵戎相見,雖然最終東吳獲勝,卻也元氣大傷,實力大不如從前,與曹魏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由此進一步見證了魯肅在孫劉聯盟問題上的遠見。
【一口氣看完三國時代最悲催的背鍋俠歷史小知識三國】
他是三國時代最悲催的打工人,因為出色完成領導的任務而被誅滅三族。他就是三國時期最強的“背鍋俠”——成濟。
說到成濟,原本他在群英薈萃的三國曆史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卻因為弒君事件而被載入史冊。而他悲慘的結局,堪稱職場打工人的“血淚教訓”。
高平陵之變與司馬氏的崛起
早在司馬懿、司馬師等人發動高平陵之變、嘉平之變,鎮壓淮南三叛之後,司馬氏集團的權力日益鞏固。司馬師去世後,其弟司馬昭攬權,權傾朝野。
此時的皇帝曹髦,已然成為另一個漢獻帝。然而,曹髦並不像漢獻帝那樣軟弱,他頗有血性。
曹髦的反抗與成濟的“一擊必殺”
公元260年,曹髦看到司馬氏的權力日益強盛,不甘心坐以待斃,決意廢除司馬昭的權威。於是,他慷慨陳詞:“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討之。”
雖然曹髦此舉有些意氣用事,缺乏謀略,但不得不說,在政治壓迫和死亡威脅下,他沒有軟弱、屈辱和退讓,而是敢於奮起抗爭,視死如歸,這種勇氣令人敬佩。
然而,這場討伐因為洩密,使得司馬昭有所準備。當曹髦率領宮中侍衛攻打司馬昭宅邸時,行至南闕,卻被賈充率領的禁軍阻擋,雙方一觸即發。
曹髦怒喝著揮劍殺去,賈充手下計程車兵見是皇帝,畢竟有所忌憚,畏縮不前,想要退卻。
然而,就在司馬昭的軍隊眼看就要敗退時,這場事件中的主角——成濟登場了。作為司馬昭的親信,成濟問賈充:“事情緊急,該怎麼辦?”
賈充回答:“司馬公養著你們幹什麼的?還用多問嗎?”領導一發話,成濟自然心領神會,認為表現的時候到了。於是,他直接用長矛刺向曹髦,鋒刃刺穿曹髦的身體,從後背透出,堪稱“一擊必殺”。
成濟的“弄巧成拙”與悲慘結局
成濟的這一舉動,雖然凸顯了他辦事幹脆利落,但最終卻“弄巧成拙”。
弒君事件在古代無疑是巨大的衝擊,即使曹髦被視為傀儡皇帝,殺害皇帝仍然是一個罕見且惡劣的行為。僅僅時隔20日,司馬昭為了平息輿論,誅滅成濟三族。
成濟雖然是行刺的執行者,但賈充作為直接負責人,卻未受牽連。歸根結底,這是司馬昭的陰謀。
然而,賈充作為司馬昭的心腹,是司馬氏集團的高層幹部,司馬昭自然不會因他而受損。而成濟作為“臨時工”,終究充當了司馬昭弒君的執行者和替罪羊。
成濟的教訓與職場啟示
成濟的教訓確實值得我們借鑑。從他的行為來看,他或許有“富貴險中求”的念頭,急於表現以獲得晉升。
但在複雜的政治鬥爭或職場中,明智的決策往往需要冷靜思考和充分的戰略規劃。曹髦最先遭遇的其實是司馬昭的弟弟司馬伷,但司馬伷選擇不成為“出頭鳥”,紛紛潰散,顯示出他的政治頭腦。
總的來說,成濟之所以成為曹髦被刺殺的替罪羊,一方面是因為他的愚蠢和急躁,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在緊急情況下沒有充分思考後果。
往往背鍋的總是“臨時工”,因此成濟的命運也提醒我們:在面對壓力和決策時,不僅要執行命令,還要考慮自身利益和後果,以免陷入危險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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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華夏曆史上最放蕩不羈的時代,充滿個性解放與精神超脫。這也是1000多年前“躺平哲學”的先驅:飲酒吃藥,縱情山水,好不快活。他就是被世人推崇的魏晉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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