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與歷史的交織
“文化和它包含的美學形式產生於歷史經驗”。[1]薩義德的批評眼光，根著於歷史那些重疊的經驗，正由於帝國主義長達幾百年的侵略擴張，才產生了其《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所謂的第一章：“重疊的領土，交織的歷史”，那麼帝國、地理和文化這三個根本的概念點，是薩義德一直關注的，這種對於地理空間和歷史的關注，是其批評視野的立足點，他發現在英國的小說文化中，諸如笛福、狄更斯和奧斯丁都在小說中無意有意的塑造了一個敘事的空間，他們將小說中所需要而敘述空間安排在英國本土，但是千方百計般的與外界產生聯絡，將世界和英國聯絡起來，像簡奧斯丁的小說《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
“安提瓜島”和《魯濱遜漂流記》中的孤島，這些顯然是出於故事的需要而塑造，但卻都附屬於英國的本土，歷史與文化有著重疊的經驗，而文化的混雜又預示著其文學作品諸如小說和帝國主義歷史和殖民的交錯互雜。
“歷史不是一架計算機，它在心靈和想象中展開，它體現在一種民族文化的多種多樣的表現中，它本身是物質現實、其背後的經濟現實和堅實的客觀實際的微妙的中介物。[2]巴希爾戴維森《現代非洲》對於經典小說的重新分析，薩義德用後殖民主義的視角，探尋出了歷史與小說創造的本質意義，我們不妨將視野拉遠，類似於狄更斯的小說《遠大前程》所謂流放但卻實際統治了遙遠的澳大利亞，和伊麗莎白喬利《皮博迪小姐的遺產》的英國本土職員與遠在澳大利亞的小說家的對話，實際意義上是帝國主義對其過往領土的一種守望、看護和迴歸。愛德華薩義德曾寫道：“我認為，小說對於形成帝國主義的態度、參照系和生活經驗極其重要，我並不是說小說是唯一重要的，但我認為，小說與英國和法國的擴張社會之間的聯絡是一個有趣的美學課題。”[3]在美學意義的條件下，小說是必然的以反應帝國主義文化的一種載體，薩義德將文化形態的小說置於後殖民主義的批評視野之中，讀解了小說與帝國的千絲萬縷的聯絡，薩義德的意思當然不是說這類小說成就了帝國主義，而是恰當的表明了作為資產階級文化代言的這些小說和帝國主義這個詞眼是缺一不可的，類似於假若沒有帝國主義，那麼我們也就不會擁有這些小說這般意思。
帝國主義在薩義德這裡指
“統治遙遠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實踐、理論和態度，”[4]9頁我們不難理解，那麼伴隨帝國主義而來的，是殖民主義的狂潮，這種向遙遠土地遷移民眾的必然。
論愛情，亂七八糟的，湊夠字數，然後就這樣吧，好嗎，竟然還沒夠，我看了看天，26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