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碩以不熟悉吏部情況為由，這件事不顯山不顯水地交到了吏部侍郎劉林甫手上。朝廷銓選原來每年自十一月開始，至次年春結束，大量的官員在長安過年，事情積壓在一起，選限的時間迫促，難以精細。劉林甫現在採取四季隨到隨選，隨時注擬官職，看到官員互調的要求，便擬定了一個方案。
梁碩在政事堂只能嘆了一口氣，杜淹長期以來的謹慎不是沒有道理，劉林甫看重的是所謂量才是舉，這樣一來，寒門和軍中出身的人在很多方面就顯得能力不足；只不過在平日裡隨時安排中不明顯，但是在方案和統計數字面前躲不過去。
崔處直看完方案說：“不妥，知縣百里侯，照理說做知縣勝過在長安做一個小小的京官，但是吏部的方案會讓人對西北、西南、嶺南等偏僻之地視為畏途。在當地的工作艱難不說，而且遠離中樞，升遷較難；所以一定要有互調，不能因為這個人能在那裡沉下身子，就把人留在那裡，有些人投機取巧，反而一路順風。”
崔處直說得還是有些技巧，但是政事堂的大佬們都聽懂了，劉林甫在詢問很多人後，方案涉及到籍貫迴避、親屬迴避、職務迴避以及科舉迴避，但是量才是舉的前提限制了官員互調。杜淹畢竟剛剛離開吏部，比梁碩還有發言權：“那就三屆九年為限，到了九年，不管如何，吏部都要做出調動。”
楊崇頷首問：“那這一次的調動什麼時候開始。”
梁碩果斷地說：“過完年就開始，主要是在一地任職五年以上的官員。”
皇甫無逸附和說：“應該從高層開始，留守司、轉運使一級五年以上的官員先動。”
這個名單很有限，就是洛陽留守張瑾、涿郡留守徐世績、太原副留守元寶藏、江南轉運使寇九珙等人，但都是關鍵職位和關鍵人物。
楊崇從政事堂出來，坐在馬車裡還在考慮這次人員變更的得失，每個人的立場不同，所以同一件事的角度也不一樣。不過皇甫無逸的看法也有道理，人都是會變的，輔公佑在另一個時空可是最後造反的人。
馬車在鬧市中停住了，這可是朱雀大道，有什麼事鬧到大街中心，楊崇能聽到護衛的反應，但是一聲“玄奘”的叫喊讓楊崇發笑，按時間，這個和尚是應該出現了。楊崇問張亮：“可是個年輕和尚？”
張亮過去問後回來說：“不止一個和尚，不過草堂寺僧人圍住的是一個叫玄奘的和尚，看樣子有人動了手，玄奘吃了點虧。”
楊崇輕笑道：“把所有人都帶回去，我來問話。”
張亮不明所以，還是把一干人等押回了越王府，楊崇稍微一問便清楚，玄奘對草堂寺推行的幾種佛學流派都看不上眼，但是玄奘在僧人中辯才無二，不同的場合下多次讓草堂寺下不了臺，數位高僧受辱。這些僧人今天正好在大街上遇到玄奘，三言兩語便再起爭論，說到激烈的地方，有僧人忍不住動了手。
楊崇將草堂寺的僧人訓斥了幾句，便讓他們到外面候著，單獨召見玄奘，詢問玄奘經歷和今天的事由；玄奘幼年跟父親學《孝經》等儒家典籍，十歲受大理寺卿鄭善果激賞，破格隨二兄長捷法師陳素在洛陽淨土寺出家；後來洛陽戰亂，玄奘與長捷離開洛陽赴四川，到成都聽寶暹講《攝論》、跟道基學、《阿毗曇論》、在道振處學習《發智論》。最後入漢川，在成都受具足戒，玄奘從此遊歷各地，參訪名師，講經說法。
早在南北朝時，佛教學術界就開始了“一闡提眾生有無佛性”的論爭。玄奘師從南北流派，深感佛經翻譯有誤，造成義理含混，理解不一，註疏也不同，對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分歧很大，難以融合。因此回到長安後，玄奘與天竺僧波頗交流後，發願西行求法，準備到天竺爛陀寺直探原典，重新翻譯，以求統一中國佛學思想的分歧。
作為穿越者，楊崇從歷史的角度看很清楚，所謂南北分歧，不過是觀念上的差別，如果想宣傳教義，就要想方設法附和地域裡的風情，有些更改是必須的。但是發源地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可以堵住反對法的嘴，前往天竺取經，玄奘挑選的也必定是自己感興趣的內容，天竺來長安的僧人很多，波頗能成為玄奘摯友，恐怕最大的原因就是信念相近。
玄奘的想法與草堂寺有所衝突，才是另一個時空李世民不允許玄奘西行的真實理由；在這點上，楊崇與李世民的態度不一樣，玄奘絕不是宋子賢那樣瘋魔之人，會弄出個類似與彌勒教的組織擾亂天下。佛學上的分歧透過辯論解決也好，草堂寺高僧如雲，如果連一個年輕人都應付不了，適當的改革還是需要的。
楊崇自己提倡的是墨家，不可能象李世民那樣標榜自己“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所以對佛教並不是十分排斥。更何況長期絲路的暢通，眼下大隋對西域熟悉的人才比比皆是，不用考慮玄奘日後在地域上的用處，象李世民父子一樣，日後三天兩頭去要求玄奘還俗。
楊崇只是帶點惡意地想，《西遊記》中唐僧帶著四個徒弟，眼下江山依舊姓隋，應該沒有唐僧，而是隋僧。楊崇特意讓張亮調了一匹白色青海馬給玄奘做坐騎，另外要求草堂寺選派三名武僧同行，在禮部安排公文。玄奘聽了一愣，越王楊崇可不是信佛的人，如此相助實在出人意料，玄奘急忙謝道：“武僧同行就不用了，小僧是去求學的，不需要鋪張。”
楊崇笑笑說：“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恐別傾城。世間安得兩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玄奘從長安到巴蜀，走河洛，可曾動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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