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裡搜尋“血濺黃昏&n”查詢最新章節！
巧珍被黃嶺村大隊的民兵推搡著在大街上游街示眾，圍觀的人群越聚集越多。
遊行的隊伍高喊：“打倒女賊吳巧珍！”圍觀的人群也跟著高喊：“打倒女賊吳巧珍！”
遊行隊伍高喊：“打倒不要臉的三隻手吳巧珍！”圍觀的街上人群也跟著高喊：“打倒不要臉的三隻手吳巧珍！”
霎時間全黃嶺村人都把巧珍當作不要臉的女賊！
原先她還是生產隊裡的一名社員，還和人們嘻嘻哈哈，開玩笑、聊天，在地裡一塊勞動幹活，享受著正常人的尊嚴和人格，然而就在這一瞬間，就因為那三個玉米棒子就成為了千人痛罵、萬人唾棄的三隻手！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成了村裡最壞的壞人。
黃嶺村自從全村的土地都集中歸了生產隊，家家戶戶便失去了土地。一個個農夫便淪為集體土地上的僱工。
土地是一個個農夫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質條件。一個農夫在農村失去土地就像一個漁夫在大海中失去船隻一樣不可想象，無法生存。
而黃嶺村所有的土地、山水都是集體的，單個的農夫沒有一點權利。任何一個農夫如果要想在集體所有的地域之內爬山開墾一小塊土地來養家餬口，便會被認定為“犯法”，即刻便會招來災禍。
因而一個個農夫就靠爬在集體土地上打工，掙取那一點點勞動工分來養育家小，無異於杯水車薪，因而飢餓便像瘟疫一樣年復一年地擴大蔓延開來。
但是，那時候集體的概念太深入人心了，人的骨骼、血『液』、經脈都被“集體”概念滲透了。
集體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凡是偷拿集體的一粒米，一根線都會一瞬間成為大家的公敵。
至於你是因為什麼要拿這一粒米、一根線，在所不問。“個人無條件服從集體”是每一個具有生命的農夫，從孃胎裡開始一直到死後埋入地下，這一個漫長的週期內都必須不折不扣地遵守的準則。
每一個自然人都是為集體而生，為集體而死。人們都是為了這一抽象概念而活著，人類成了這一抽象概念的附屬物。
因而為了集體利益犧牲農夫個人利益就是天經地義的，而當農夫個人利益出現危機，需要集體來救濟時則變得難上加難。
因為這農夫們首先需要過大隊幹部這一關！這就要看你和大隊幹部的關係如何了。
這些“父母官”們，沒有文化，缺乏修養，而一家、一家都失去土地，而將其全家老小的生存命運依附於他們，其下場就可想而知了。村裡戲稱其為最難過的“鬼門關！”
儘管如此，大家對集體的遵從、信仰，已經不再是一種制度或理念，而在漫長的教化中被奉為一種神，一種至高無上的神。人人都虔誠敬奉，頂禮膜拜。
在這種將集體利益和私人利益嚴重對立的理念之下，農夫的個人利益、私人利益則被視為萬惡之源，洪水猛獸。
彷彿農夫個個都不存在私人利益、個人利益。作為個人利益載體的每一個自然人也成為了與集體對立的角『色』了。因為一個個自然人都代表著一個個的個人利益、私人利益。
一個自然人的存在總是依託於一定的財產、人格而生存延續生命的，當個人利益被視為洪水猛獸，遭受極端排擠打擊時，那作為這一財產、人格載體的自然人，他的財產權和人格權也就『蕩』然無存了。因而人道主意危機便無處不在。
黃嶺村集體生產隊的社員們就在這樣一種極端理念的驅使之下，變成了一個非理『性』的、非人道的、不食人間煙火的群體組織。對一個期待這三個玉米餵養嗷嗷待哺的幼兒的母親，對三個餓得哇哇直哭的幼兒，企盼著帶回這三個玉米為她們充飢的媽媽公開侮辱、攻擊，發洩著欲把這一個罪惡的肉體消滅方能解恨的“集體”情緒。
這一可怕的“集體”情緒已將巧珍的精神全部絞死，只留下了一個行屍走肉被他們推著在大街上瘋狂肆虐。
火辣辣的太陽已經遊弋到了黃嶺村的正中上空，到午飯時分了。
在集體地裡勞作的農夫們，也在村子裡高音喇叭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聲中，趕著牛，扛起木梨、鋤頭等農具準備離開土地收工回家。
那時候集體地裡收工很準時，收工時間一到，就必須要收工回家了，一刻也不能拖延。因為人好說，牛不幹！
黃嶺村每天上地勞動時，村子裡高音喇叭要播放：“東方紅”歌曲。農夫們扛著農具，趕著牛，踩著“東方紅”樂曲節奏去集體地裡上工。
而收工時村子裡高音喇叭要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由於長時間的執行這一作息制度，連牛都聽懂了這是收工的號令。
因而那田地裡的牛，只要一聽到“大海航行靠舵手”這一歌曲，就立馬要離開土地，收工回家，一分鐘也不拖延。
因而人是聽集體的，聽領導的，但是那牛不管什麼集體還是領導，它只聽村裡高音喇叭的。到時間如果不收工，它就會戴著木犁韁繩瘋狂往地邊奔跑，兩三個人根本拽不住它。
因而時間一長，大家就不服從領導意志了，而是轉而服從牛的意志了。
所以中午收工了，在牛的驅使之下，一片片莊稼地裡的人們從莊稼叢中冒出頭來，拍拍身上的土，擦一擦額頭上的汗水，向著地塄邊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