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麼做，當然不是照抄史料，而是結合當時的情景深入分析了一番。
很多人在解讀這段史料的時候，往往會有兩種看法。
第一種，認為史料有問題。如果秦王當時表現得特別迫不及待，那顯然不符合他「重視兄弟感情、迫不得已發動玄武門之變前內心十分矛盾掙扎」的聖君人設。
所以，後來的史官故意編了這麼一段情節。
第二種，認為秦王雖然決定發動玄武門之變，但內心中確實還是對太子有兄弟之情的。在戰場上他雖然殺伐果斷，但那畢竟是對敵人，而此時他的矛頭是自己的兄弟和父親，出現猶豫也是人之常情。
畢竟清官難斷家務事。
而李鴻運覺得，這兩種看法應該都不是真相。
秦王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殺伐果斷，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此時的處境。所以，被感情所左右，雖然可能是影響因素，但絕非決定因素。
但這一幕戲碼應該是確實發生過的。
李鴻運覺得，秦王之所以要這麼做，主要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當時的大環境要求他必須做這樣的表演。
就像古時候太子被禪位的時候，一定要再三推辭，以示對父皇的尊重。而即便是權臣篡位，都已經完成了加九錫的標準環節，在真正被推舉為皇帝的時候，也要再三推辭。
像齊朝太祖那樣就做得更假一些，黃袍加身，表面上說這都是被迫的，不是自己的本意，實際上怎麼回事大家都門清。
秦王要做大事，與其說缺乏智慧和勇敢，還不如說他需要強有力的道德支援。
當然，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一種服從性測試。
這畢竟是謀反，不是打仗。
如果僅僅是打仗，那麼秦王其實不用太擔心過程中的一些具體環節。對付敵人，他確信不論是手下的謀臣還是武將，都肯定能夠全力以赴。
但謀反的過程中，這些謀臣和武將到底能發揮多少的主觀能動性，直接決定著成敗。
如果他們中有任何一個人並不迫切，而是充滿猶豫，那麼在明天就有可能變成一個無法挽回的巨大漏洞。
而秦王表現得越是猶豫，手下的這些人就越是急切、危機感也越強。
一方面可以測試這些人的忠誠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激發他們的主觀能動性。
很快，秦王的目的達到了，他不僅得到了所有人的強硬表態，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道德支援。
於是在眾人的輪番勸說之下，秦王命人取出了一副龜殼，準備以卜卦定吉凶，來為這場掙扎畫上圓滿的句號。
然而此時，府僚張公謹恰好從外面趕來，正巧看到那副龜殼。
張公謹勐地把龜殼抓起來砸到地上：「占卜的目的是決疑，如今大事已經母庸置疑，還佔卜個什麼勁！難不成占卜的結果是大凶，秦王你就要罷手嗎？」
於是，大事就此定下。
《領袖論》中有一句話：所謂領導，就是一種領袖與追隨者基於共有的動機、價值和目的而達成一致的道德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領導者呼叫體制、政治、心理以及其他力量，激發、吸引並滿足追隨者的動機時，領導即告完成了。
而秦王此時的行為，非常完美地印證了這句話。
……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
靜謐的長安城剛剛從宵禁中甦醒，城中的居民照常開始一天的生活，完全沒有察覺到這是充滿了腥風血雨、將會決定未來梁朝百年國運的一天。
而太子和齊王就這麼策馬走出東宮，經過玄武門，前往臨湖殿。
其實在張婕妤通知兩人的時候，齊王更加傾向於張婕妤的建議，集結軍隊隨時待命、託疾不朝，靜觀其變。
但太子認為自己的部隊都已經集結待命，而負責看守玄武門的常何是自己人，再加上有宮中禁軍，秦王應該不敢在宮內發動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