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就對軍隊管理體系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
朱元璋不僅設立五軍都督府制度，軍隊彼此相互節制互不統屬，兵部擁有調兵權而無統兵權，五軍都督府調有統兵權而無調兵權，大明兵權都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
沒有朱元璋的兵符與聖旨，任何一個武將或者五軍都督府、兵部，都別想調動一兵一卒，想起兵造反純屬痴人說夢。
因此因為功高蓋主殺了功臣的說法太過片面。
事實上，在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六十歲的朱元璋對全國各地武將下達一部詔令合集《武臣大誥》。
這部《武臣大誥》非常奇特，完全不是像朝廷公文一樣文縐縐的，而是通篇都是沒有經過任何潤色的口語大白話，明白淺顯，通俗易懂。
因為朱元璋擔心武將們文化水平低看不懂，起不到宣傳警示作用，故此他才會別出心裁。
意思就是咱這般直直地說著，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賢的愚的都要省得。
你們都給咱聽好了。
朱元璋在《武臣大誥》中，詳細列舉了各地武將三十二人的違法犯罪之舉。
其中既有常遇春之子鄭國公常茂這樣的高階將領，也有地方衛所的百戶千戶等基層軍官。
犯罪行為既有干擾地方政務等大局問題，也有苛待、殘害軍卒等細節，還有貪墨軍餉軍糧等經濟問題，還有搶佔民女等作風問題，無所不包。
從中可以看出，明朝開國初期，功臣武將們倚仗權勢為非作歹、踐踏國家法紀的情況已經非常普遍和嚴重，簡直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紳的重賄，光天化日衝入番禺縣大牢放走人犯，鞭打知縣。
常遇春之子常茂，“貪財殺降”。
以及醉酒後殺傷前來歸降的北元武將，幾乎激起大變引發戰爭。
其他各種不法行為如“肆貪害民”“冒支官銀”“私役軍卒”“強暴軍卒眷屬”等等，都已經到了觸目驚心、危及明朝統治的地步。
使得大明軍隊戰鬥力嚴重下降，將士離心，民怨沸騰。
朱元璋在前言中說：“我每日早朝晚朝，說了無限的勸誡言語”。
“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
可軍官們依舊利慾薰心，置若罔聞。
朱元璋說：“我許大年紀，見了多，擺佈發落了多，自小受了苦多，軍馬中我曾做軍來，與軍同受苦來，這等艱難備細知道”。
他出身貧苦農民，從最下層的普通紅巾軍小兵一步步奮鬥成皇帝，底層軍民的痛苦辛酸生活他感同身受，故此才會再三勸誡功臣大將們體恤民情，愛護士卒，遵規守紀。
苦口婆心之態，令人落淚。
可惜他的一番苦心並未能喚醒這些執迷不悟的功臣武將們。
朱元璋迫不得已才會兇相畢露，大開殺戒。
故此朱元璋才會對功臣大將們下此重手，實際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看看《武臣大誥》中那些底層軍民飽受摧殘的斑斑血痕，令人心酸落淚，就會理解朱元璋的一番苦心。
為自己的子孫掃清障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功臣們沒有自己的原因的話，朱元璋有什麼理由能隨便殘殺他們呢。
正是因為他們有了像韓信一樣，有讓皇帝必須殺他們的理由，他們才會被殺。
而不是用一句所謂的功高蓋主，害怕功臣危級天下江山來替代。
韓信，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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