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世,由於滿清最終坐了江山,草原此戰只有上述這麼一個標準的官方說法。
無論是後來蒙古人自己書寫的本族歷史,還是漢人的民間史書,對今年草原上究竟發生了都是一筆帶過,語焉不詳。
莫日根手裡舉著一盞油燈,端詳著一副地圖半晌無語。
這份地圖是根據孫一手機裡的後世地圖改制的,只保留了山脈地形,後世的城市、河流、湖泊則一概省略。
地圖畫在一張兩尺見方的白紙上,地圖的範圍東到狼山川,西到朝鮮,南到延安、太原、京師,北到貝加爾湖。
放在後世這隻能是一張內容極為概略的地形示意圖。
然而在崇禎五年,這卻是全世界唯一一張具有正確比例的高精度軍用機密檔案。
莫日根終於開了口,“力德爾,你的那個假想不對。”
孫一把史書記載的皇太極征戰過程作為一種“假想”告訴了參謀部裡的幾人,讓他們進行推演,力圖猜測出目前開進到大阪坡的這支人馬的目的。
莫日根道:“草原上布戰的習慣是分左右兩翼,與力德爾假想的愛新金國兵分三路不符。”
“在力德爾的假想裡,右翼全部是愛新金國兵馬征戰歸化城,中路是愛新金國大營,左翼以歸順的遊牧人為主搶掠宣府邊外。實際上,愛新金國的首領覺不會把搶奪牲口人口這樣的好事交給遊牧人。”
“而且,同愛新金國共同出兵的遊牧人數量絕不會很多,所以總人數絕不可能到十萬。此戰是科爾沁家邀請愛新金國出兵,科爾沁家可能出兵比較多。”
“喀喇沁家五年前就被察哈爾家打散了,一心報仇的喀喇沁家塔布囊帶了幾百人逃到瀋陽同愛新金國盟誓,此戰必然隨軍前來,人數卻不會多。”
“同樣的原因,土默特的一個臺吉五年前投奔愛新金國,部眾被東遷到遼東,這次不管東遷的土默特臺吉願意不願意,都一定會出兵助戰。人數同樣不會多。”
“除了這三支助戰的遊牧人馬,其它的家的遊牧人據我所知,僅僅是同愛新金國盟誓修好而已,並不是投降了愛新金國。這次愛新金國出兵討伐察哈爾,這些同愛新金國修好的遊牧部落按著草原的風俗,愛新金國大軍路過時擺出迎風宴示好是一定的,派出臺吉隨行作作樣子也是可能的。至於派大軍助戰,不可能。”
“所以,這次愛新金國討伐察哈爾的兵馬一定沒有十萬。”
“至於這支大老遠跑到大阪坡的愛新金國小股人馬,究竟想幹什麼,我想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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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風宴
迎風宴是草原上的風俗,有人遠道而來送上宴席以示好,來人即便是仇人也要“見席下馬”。
滿清所修的史書中,提到崇禎五年皇太極征伐察哈爾時,“沿途蒙古各部貝勒紛紛率兵從徵諭旨前來相會,來會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車裡克、伊蘇忒、扎魯特、敖漢、奈曼、阿祿、巴林、科爾沁等部及北邊蒙古諸部等數十位貝勒,均獻酒獻馬,汗設大宴相待。”
之後四月十六日,皇太極召集各蒙古貝勒,“嘉獎踴躍遵命之貝勒,訓斥怠緩之人。。各貝勒皆叩首受命。”
滿清的史書故意混淆了送迎風宴和率兵從徵兩件完全不同的事,以顯得自己得道多助,察哈爾失道寡助。
事實上,當時就連察哈爾的林丹汗靠近邊牆時,大明朝邊關將領官員都會按照草原風俗鄭重地送去酒席吃食稱為迎風宴,送去金銀稱為“迎風賞”。大明送察哈爾迎風宴,同樣絕不是表示自己已經歸順了察哈爾林丹。
比如,大明兵部題稿,宣大督師王象乾塘報,崇禎二年七月十四日記錄七月七日,林丹汗親自到張家口邊外,明方派人送去迎風宴席:
“崇禎二年七月十一日據協守副總兵王家賓稱,本月初七日,據插酋下田筆寫氣、達兒漢那言等稟稱,王子上邊筵宴等項,俱預備停當。卑職公同扶夷參遊龐永祿等人將夷酋賞桌席置辦眼同驗看,豐足齊整,於初九日早,差守備民安大、通官撒賴等三名運送口外。”
再如,兵部崇禎五年三月一日塘報,據監視宣鎮太監題,據張家口堡守備黃忠於二月二十六日稟呈,當月林丹汗到了邊牆附近,明朝送去迎風宴:
“二十四日據張家口守備黃忠稟呈,二十三日據直門長哨陳耀報稱,撫臣沈差通官徐萬福等二名,跟伴二名到堡,騎馬一匹,騾二頭,驢二頭,長哨三名,騾夫一名,僱推禮小車一十二把,本路送宴把總通事二名,騎右衛騾一頭,長哨一名,跟隨推小車六把,擔雞、鵝、鴨軍一名到口。本日又據參將王濱稟,據張家口堡守備黃忠報稱,直門耿學萬稟報,撫夷總兵王世忠差撫夷陶守備等三名撥騎本堡官馬二匹、騾一頭、軍夫推禮小車八把,俱於本日巳時出口前往插酋營內送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