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崖土司城東北角高坡上，有並列兩座明代墓葬，一為土王墓，一為田氏夫人墓，佔地面積400平方米。土王墓封土儲存完好，墓葬石室宏大而華麗。槨室以鑽鑿砂岩壘成。前觀為坊木結構的一斗三升式重簷建築，長7米。屋面雕飾筒瓦，脊雕龍首裝飾，簷下斗拱明顯，5根廊柱形成4間墓室。廊柱長方形，面寬0.45米，厚0.6米。柱間寬1至1.1米。廊室間距1.85米，高2米。廊頂雕刻圓形藻井飾。再進為4個墓室，前有抹石門8扇。門高1.65米，厚00.1米，寬0.67米左右，門上雕飾格欄。墓室以整塊砂石合成，長3米，高1.5米，兩中室寬1.3米，側室寬1.25米。各有石棺床，長2.7米，寬0.9米。後有壁龕，高離棺床0.5米。龕高0.5米，跨0.4米，深0.15米，室間以整塊石隔開，厚0.15米左右。中雕小格窗，寬0.58米，高0.9米。窗眼為錢紋圖案，可以相望。室頂雕刻藻井，以花為紋飾圖案。墓前為八字形祭臺，前端各立一小獸，兩側飾以精雕麒麟，高約1米。整個王墳以石建構，十分精工，其建築格局及裝飾實為土司文化的精品之作，很好地代表了這一時期的石雕工藝水平。
埋葬土王，用心良苦。據傳說，當年土王死後，用了四十八口同樣的棺材，同一規模和同一葬式，在同一時間內出葬，混淆真偽，以防盜墓。現土司城後山所存不少格局各異墓葬，均無碑刻文字，無法辨認。
田氏夫人墓在土司墓左側，封土儲存完好。墓前立有石碑和石牌坊。碑寬0.97米，高1.9米，基座高0.45米，有桌几花紋圖案。碑面中刻“明顯妣誥封武略將軍覃太夫人田氏之墓“，前記“孝男印官茵宗記“，後題“皇明崇禎歲庚午季夏吉旦立“。在墓前有一較矮小的素面石牌坊，造形簡單，無雕飾花紋。牌坊以石建成，高3.5米，邊高2.5米，中門寬2.04米，側門寬1.4米。牌坊兩側以鼓形石護柱，上以石為坊，鑿榫相接。
再上為武略將軍覃鼎墓。覃鼎墓附近，有同時期、同型制、同等級的將軍墓5座，多無碑記。司城背後玄武山上叢林中，存有不少不同格局的墓葬群。可以斷定，這一帶為覃氏的家族墓地。
土司城內所見的文化遺物，主要有殘瓦、陶器碎片、建築後的石料殘件及譭棄的建築裝飾件等。1986年，當地農民在衙院後發現3顆銅印。其中，一顆為“永寧衛千戶所百戶印“，長7厘米，厚1.3厘米，柄長5.7厘米，重850克。正面刻“永寧衛千戶所百戶印“，背面右刻“禮部造洪武五年十一月日“，左刻“永寧千戶所百戶印“，印沿刻“於字二十五號“。永寧衛在今四川敘永縣，元置永寧路，故治所在今敘永縣西，明改置永寧衛，移今敘永縣，與雲南交界，距唐崖司十分遙遠。該印顯系初建永寧衛時所頒。“明系唐崖土司最倔強“，曾多次徵蜀，此印當為勝利品。另兩顆為“唐崖長官司印“，篆刻。一顆背面有文字，右刻“唐崖長官司印“，左刻“周元年(清聖祖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中刻“禮曹造“，印沿刻“於字叄佰四十四號“。印長6.9厘米，厚1.2厘米，柄長8.2厘米，重675克。此印為吳三桂據云南時所頒。另一顆背面無文字，印長7.1厘米，厚1.8厘米，柄長7.5厘米，重1100克。此印應為清庭所頒。按清庭規定，吳三桂所頒舊印應上繳朝廷，但唐崖土司卻把它藏下來了。從製造水平看，前印鑄造工藝比較粗糙，篆體字筆劃粗而偏方，不規劃;後印筆劃較細，規則勻稱，工藝水平也較高。
此外，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城址內還發現石火盆一個，以砂石鑿成與今天完全相同的火盆狀，長寬0.7米，高0.2米;石馬槽一個，石獸一尊，花卉、草葉紋石刻等。建築用的石質材料構建比比皆是，還有以花草為飾的花紋磚，青花錢紋瓷片，錢紋中書“泰昌通寶“。土司城中的瓷器出自“碗廠溝“，那裡曾燒製過質量上乘的白瓷器具，並發現了窖址及燒窖用的支墊器具。
唐崖土司城是一座帶有軍事戰略意義的堡壘式建築，從背靠陡峭的玄武山，前臨奔騰的唐崖河，到隨時待命出征的石人、石馬，再到鐫刻“荊南雄鎮、楚蜀屏翰“的石牌坊，以及左右營房、靶場、跑馬場和東、北、南三面修建的城牆，從不同側面傳送著唐崖土司英勇善戰的土司城重視軍事防禦的歷史資訊。三街三八巷三十六院烘托出的繁華景象，顯示出土司城社群自給自足的封建農奴制經濟。專門為土司子弟學習漢文化而開辦的書院，證明唐崖土司學習漢文化的風氣比較濃厚;專門為覃氏家庭修建的覃氏宗祠，昭示著他們盛行祖先崇拜的宗族觀念。在宗教區修建的幾大寺廟，昭示著這裡曾流行佛教，香火旺盛。傳說中的覃氏夫人化解了覃、田兩姓土司的恩怨，也顯示出唐崖土司的婚姻半徑。殘存至今的建築柱基，顯露出土司城房屋建築的“幹欄“特色。牌樓上雕刻的“土王出巡“圖，傳遞著土司城特有的禮儀風俗。集中分佈的墓葬群和儲存至今的碑文，詮釋著唐崖土司的喪葬文化。留存至今的民間文學和見諸方誌的典禮祭祀，無不承載著古代王城的文化習俗。
因此，400多年前的唐崖土司城曾是方圓1000多公里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現今則是全國西南地區規模最大、儲存最完整、最具民族特色的文物遺址，具有非常的歷史地位和學術研究價值。要研究土家族，不得不研究唐崖土司;要研究西南地區的民族文化不得不研究唐崖土司
不到唐崖土司城，不容易設想中華民族之締造曾是何等艱辛。唐崖位於湖北省咸豐縣尖山鄉唐崖河畔，是土家族的中心地帶;而土家地域，除西南一隅與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接壤之外，其餘周邊都是漢族。就這樣一座孤島，漢代屬於“巴人“
之地，唐、宋是“羈糜州“，元、明、清是土司領地，直到清雍正十二年才“改土歸流“，納入華夏“正統“。直到民國時期，土司制度在某些地方還有殘存，紅軍長征中就跟一些西南土司打過交道。
土司城比北京紫禁城還大，就個人享受而言，土皇帝不亞於京城的大皇帝土司品級，“宣慰為上，宣撫次之，長官又次之“。唐崖司在這些品級上幾經升降，最後以“唐崖長官司“終場。不論品級如何，唐崖司實際是保持半獨立狀態，對朝廷承擔一定義務，得到朝廷加封，就成了一方“土皇帝“，連土司城也歷來被民間尊稱為“土司皇城“。唐崖土司在這一方稱王稱霸，相繼十八代，歷時460餘年，比東西兩漢朝加起來還長。
土司城的面積甚至比明清紫禁城還大。明清紫禁城南北長約960米，東西闊約760米，算下來不超過73公頃。唐崖土司城縱橫都有1公里，面積超過1平方公里(100公頃，即1500畝。土司城儘管不到明清北京都城的1/4O，但就“個人享受“而言，土皇帝並不亞於北京的大皇帝。
唐崖土司城瀕臨唐崖河，此河下游匯入烏江。由土家先民建立的巴子國有一路是沿唐崖河“倒流三千八百里“而下向川東發展的，所以後世唐崖土司與川東的關係頗為密切.我們甚至在峨眉、青城都能在建築上看見唐崖土司城的做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唐崖土司城的選址十分高明。東面是唐崖河，西面倚玄武山，南北兩面都有溪溝，天然形成一整片向東傾斜的緩坡;四周有充沛的水源，排汙也不成問題。城牆沿山脊和河溝的內岸砌置，可謂深溝高壘，翻過玄武山。便可見相當遼闊的良田平壩，使人相信這片“附郭“農耕有足夠的糧食供應土司城，即使遭到圍困，也可長期固守。唐崖河東岸“崖岸高峻“，當年自必首先考慮城防，但觀瞻上也令人感到雄秀兩兼，心馳神往。近年注意保護，四周林木逐漸蔥鬱.正在恢復往昔“王城“氣象。
許多民族都有“崇東“的原始信仰，土司城的大方向也是“坐西朝東“佔居緩坡，本是鄂西人民聚落的傳統規矩，唐崖土司城不過放大了規模。緩坡不佔良田，便於引泉排水，而且有利防洪。現在唐崖河下游建了朝陽觀水庫，回水上溢，超過土司城地界，但水位遠在城區之下。可以想見，當年即使山洪瀑發，也無損唐崖土司城分毫。
土司城選取了大方向朝東.恐非偶然，值得深考。全世界的許多民族都有“崇東“的原始信仰。中國到兩漢六朝還以“東向坐“為尊位，最近報導的西漢景帝陽陵方位坐西向東，完全證實了這一點。很可能在元代建城之始，土家族還保持著這樣的舊習，不經意地流露出來。
唐崖土司城的遺存本來十分豐富，但也與全國其它地區的生態同命運，“農業學大寨“的口號為唐崖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到處開田整地，把許多遺蹟來了個“掃穴犁庭“。但，巍峨聳立的土司衙門牌坊，形態生動的張飛廟前石人石馬，精雕細刻、透著神秘的土司陵和田氏夫人墓，仍然是唐崖的驕傲。湖北境內，除武當山的“治世玄嶽“牌坊外，再無一座能超越唐崖的“荊南雄鎮、楚蜀屏翰“坊。土司陵更可能是全國的唯一。“三街“石板依然完整，“十八巷“也歷歷可數。城牆多有遺蹟可尋，賈家溝一帶牆垣更為清晰。其餘城內建置，本地父老都可一指出其位置(見本文所附《唐崖土司城遺址示意圖》。主要建築都講究風水、軸線、對景，不難精確定位。在原址作出一些標誌，沒有什麼困難;這能讓遊人易於想象，發思古之幽情。甚至把一部分作出考古復建，也並非絕無可能。近年為了弘揚土家文化，開展旅遊事業，有振興唐崖之議。這當然須得從長計較，討論其可行性，詳加規劃。有人主張將各地有價值而又難於保護的土家吊腳樓遷到唐崖，形成土家民俗村，這是值得鄭重考慮的建議。
土司制度歷史悠久，唐崖土司城就是一個鮮活的例證中國土司制度，不但歷史悠久，而且分佈廣泛，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唐崖土司便是這巨大存在最為鮮活的例證“之一“按照《清史稿》的總結，外藩二國，內地七省，都曾遍佈土司。雍正十二年夏四月，湖廣容美土司(中心在今鶴峰縣，首先“改土歸流“。緊接其後，五月，“施南宣撫司改設流官“，唐崖屬施南，唐崖土司的“氣數“到此終結。六月，“湖廣忠岡等十五土司改設流官“，整個湖廣(湖南湖北的土司制度被徹底“廓清“(以上引文並見《清史稿·九·世宗紀》。清政府之所以先對容美、施南迅猛下手，實在因為這一地帶深人內地，久為清朝的心腹之患。各土司都曾為“前明“出兵效命，唐崖土司城的牌坊就是明廷對唐崖戰功的褒賞。入清之後，大量“不逞之徒“，包括前明遺老，擁入土司領域避難，伺機“蠢動“。李自成餘部在這一帶建立根據地，打了二十幾年遊擊。吳三桂造反之日，勢力也到達湖廣諸土司;近年出土的一方“唐崖長官司印“，竟是吳三桂“偽周“所頒。這一切不能不令清廷寢食不安。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