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歐洲擒熊，除了姜玉樓和劇組相關人員外，最高興的莫過於西影廠和電影局。
專案和投資乃至於導演都是西影廠的，吳天明來到西影廠後就放了個大衛星，地位穩固了不說，功勞也是大大的，以後他提出的專案，在沒有產生大規模虧損前，是不會有人反對的。
電影局也不用說，只要有國內電影經過電影局的渠道在國外參展獲獎，都是他們的功勞，符合大力發展影視產業的基調。就憑藉這次歐洲拿獎，電影局領導的位置還能往上面邁一個臺階。
西影廠和電影局都高興了，《紅高粱》劇組回國的待遇肯定不用說，將會有個盛大的歡迎儀式。
本來吧，歡迎儀式和姜玉樓沒多大關係，也不知道誰給上面提了一嘴，說他在《紅高粱》專案上有巨大的貢獻，電影局的領導和西影廠商量了一下，把他也請了過去。
嘿，要是換個劇組，即使是他參與的專案，姜玉樓也不一定到。可誰讓請他的人是電影局，他又著實願意提攜年輕人，便同意了參加歡迎儀式。
當天晚上十一點，燕京機場的通道口已經被舉著長槍短炮的記者佔滿。
各個電臺和報社的記者們一邊耐心等待航班抵達機場，一邊互相交流著。
說實話，在《紅高粱》劇組在柏林拿獎之前，他們肯定不敢相信，一個執導兩部電影的年輕導演竟然能拿到歐洲三大之一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
實在是本屆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強者如雲，連奧斯卡最佳導演都參加了，誰能想到張億謀這個新人導演能在強者如雲的競賽單元殺出重圍，放個大衛星呢。
不過這是好事啊，要不是《紅高粱》搞了這麼一出，國內電影還真是乏善可陳。
沒讓接機的領導和記者等多久，柏林飛燕京的航班成功降落。
十幾分鍾後，張億謀、龔麗和江文從登機口出來後，看到這麼大的陣仗，全都嚇了一跳。
“張導演，張導演！”
“張導演，《紅高粱》柏林擒熊，您有什麼想說的？”
“張導演，聽說你和龔麗小姐……”
“張導演，我是XX電視臺的記者，您說兩句吧！”
“張導演……”
記者們一開始還算守秩序，但看到張億謀這個正主出現後，全都憋不住了，一窩蜂的將話筒往張億謀嘴邊塞，深怕被同行搶了先。
張億謀走在前面，身後跟著江文和龔麗，他們剛開始看到記者們還有些高興，可漸漸發現記者們這麼瘋狂，又擔心了起來。
姜玉樓站在外圍看著都是心驚肉跳的，現場那麼多記者，劇組人又少，記者們這麼一圍上去，張億謀他們還真有點羊入狼群的感覺。
“領導，要不電影局還是出面開個新聞釋出會吧，記者太熱情了，現場人又多，萬一出事就麻煩了。”
電影局的領導聞言也重視了起來，他本意是為《紅高粱》造聲勢，可姜玉樓也說得對，現場是混亂了些，萬一出事，反而不美。
站在一旁的吳天明的心思則全在《紅高粱》獲獎後，西影廠能獲得多少利益。
他做為西影廠的老大，最關心的就是這部電影西影廠能拿到多少錢。
《紅高粱》獲獎後，吳天明聯絡過張億謀，國外的片商對這部電影很感興趣，版權費一共賺了五十多萬美金，成本早就賺了回來。不過國內的票房收入不是電影廠能決定的，還要看有各省的複製訂購數量有多少。
想來這部電影名氣如此之大，複製大賣不成問題。
特殊時期結束後，國內電影從八部樣板戲逐步走向創作的多樣化，這一時期的發行結算方式是單複製定價——在1993年之前相當長的時間裡，一個複製定價10500元。這並非只是複製的洗印製作費，而是含有一定的版權費。一部電影被訂購的複製數量越大，意味著製片廠收入越高。因此，歷次訂購複製數量多的省份，如江蘇、山東等，被各製片廠視為“金主”，禮遇有加。
與這種定價方式配套的是計劃經濟式的統購統銷，結算不能簽約即付，製片廠的片款收入先由中影公司墊付，再按實際訂購量結算。
中影公司每部影片墊付一百萬元，換言之，如果一部影片訂購的複製少於95個，需退款給中影。這種奇特的三角利益關係，也為後來的款項拖欠埋下了隱患，進而萌發變革的種子。
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搞票房分成。
想想當年《黃土地》也在國外拿了獎，票房賣到了天山，可錢都被中影公司賺了，製片廠也就賺了點複製錢。
想到這裡，吳天明看了眼電影局的領導，覺得這事還能說道說道。
混亂的場面仍在持續，電影局的領導無奈之下，只得與姜玉樓一同上前，試圖將圍堵的記者們分離開來。
他高聲呼喊：“各位記者朋友！各位記者朋友！請稍安勿躁！《紅高粱》劇組的幾位核心創作人員剛剛帶著榮譽歸來，大家的心情我們理解，但請放心，採訪的機會我們一定會為大家安排的。現在，請先讓我們這幾位同志順利走出機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