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28年是中國的龍年。龍在中國是祥瑞的象徵，在西方卻是邪惡的象徵。無論如何，這一年中外歷史充滿了動盪，卻又蘊含著無限的生機。
蒙古帝國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宛如一陣歷史的狂風，席捲了大半個亞歐大陸。但取得勝利之後，蒙古帝國下屬的各個汗國由於爭奪汗位，經常處於動盪中。在公元1328年這一年中，蒙古帝國的宗主國——元朝便換了三位皇帝，出現了四個年號。
正是在這個動盪之年，朱元璋出生在淮河南岸的鐘離東鄉，也就是現在的安徽省鳳陽縣。鳳陽當時並不是一個好地方，不僅淮河經常氾濫，淹沒這個地方，而且南宋以來的長期戰亂也不斷衝擊這裡。但越是艱苦的地方，越是能磨鍊人，朱元璋從小便不斷經歷著各種各樣的磨難。朱元璋的父母都是窮苦的農民，生有四個兒子、兩個女兒，朱元璋是他們的第四個兒子。“元璋”這個名字是他從軍以後由儒士取的，他原來的名字只是按照當時的風俗，將出生時父母的年齡相加，叫作“重八”。這種取名方法十分普遍，元末另一位梟雄張士誠原名張九四，他的弟弟張士德原名張九六。
從皇覺寺到紅巾軍
疆域空前遼闊的蒙古帝國，雖然在不斷的皇室內亂中動盪不安，但它在14世紀的突然崩潰卻與自然災害的衝擊有直接關係。14世紀中期，一場蔓延於亞歐大陸的大旱災導致大量人口、牲畜死亡，而來不及掩埋的屍體慢慢腐爛，導致了瘟疫的大規模流行。作為草民，朱元璋的父母、大哥由於災荒吃不上飯，營養不良，很快便感染了瘟疫，不幸病故。窮苦的朱氏兄弟在父老鄉親的幫助下，將父母、哥哥草草安葬後，便各謀出路去了。
朱元璋的選擇是到皇覺寺出家。如今人們一看到某人出家，就會認為這個人信仰佛教，或者信仰道教，是一個信仰問題。其實在古代社會，出家在多數情況下是一個生存問題。中國古代雖然有救濟窮人的制度，政府設有養濟院、漏澤園收容孤苦無依的老人，民間的富人或者宗族也會在發生災荒時施捨米粥，但其規模、力度與數量龐大的窮苦人口相比，顯得遠遠不夠。而大量寺院、道觀在災荒時透過施捨窮人招徠信徒，從而擴大自身勢力，可以起到很大的彌補作用。信不信教另說，先把肚子填飽，當時皈依佛道的人很多都是抱著這個想法。朱元璋也是如此。所以，很多史料與研究說朱元璋信仰佛教，其實未必，他對各種思想體系都有興趣，是一個為了穩固政權，什麼手段都可以採用的典型的實用主義者。
隨著災荒的範圍越來越大，投靠皇覺寺的人也越來越多，寺裡養不活這麼多人，就讓後來的僧人出去遊方。遊方也就是“遊於方內”，是僧人修行的一種方式，透過進入紅塵磨鍊心性，從而得道成佛。遊方的僧人們由於沒有盤纏，一路上靠化緣為生，就像《西遊記》裡唐僧師徒四人一樣。所以，遊方實際上就跟要飯差不多。很不幸，朱元璋也在被遣散的僧人中。
又過了幾年，在災荒的衝擊下，許多地區發生了叛亂，叛亂者頭裹紅巾，因此被稱為“紅巾軍”或“紅軍”。當時還有一支隊伍，著青衫，被稱為“青軍”。紅巾軍藉助人們渴望得救的心理，宣揚白蓮教教義，對人稱“彌勒下生”“明王出世”，前來拯救黎民百姓，在大江南北獲得了廣泛的響應。在具有一定規模後，紅巾軍開始舉起民族獨立的大旗，標榜恢復宋朝統治，指責元朝“貧極江南，富誇塞北”，把財富都運到蒙古草原去了，才導致漢地的災荒。
在朱元璋的家鄉，也有一支紅巾軍，駐紮在濠州，以郭子興為首。紅巾軍當時的紀律非常差，大量殺人，搞得人心惶惶。朱元璋託庇於皇覺寺的那一絲安寧，也被兵亂無情地打破。這時，朱元璋幼時同村的一個叫湯和的小夥伴已經加入了郭子興的軍隊，他來到皇覺寺，動員朱元璋也加入紅巾軍。朱元璋開始時有所猶豫，沒有立即跟著湯和走，但看見兵亂越來越厲害，將要蔓延到鍾離，就卜了一卦，卦象顯示從軍吉利。於是他做出決定，趕往濠州，去投奔湯和。
獨當一面
朱元璋少年時期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的生活，應該對他的性格造成了很大影響，使其內心深處一直缺乏足夠的安全感。這種性格缺陷長期影響了他的人生觀，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他的從軍道路與建國施政方略。
加入紅巾軍之後，朱元璋作戰有勇有謀，很快便得到主帥郭子興的賞識，不僅提拔他，而且將義女馬氏嫁給了他，馬氏就是後來的馬皇后。朱元璋知人善用，很快就團結了一批能幹之士，勢力逐漸壯大。對於朱元璋的快速成長，郭子興的部下甚至郭子興本人都逐漸產生了猜忌、排擠心理。為了避免與郭子興部發生正面衝突，朱元璋率領邵榮、徐達、常遇春、李善長等人向南獨立發展，渡過長江，佔領集慶，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被紅巾軍的皇帝韓林兒封為吳國公，朱氏政權由此開始成形。
這一時期的朱氏政權，雖然開始招徠江浙士人，以充實政權體系，加強地方治理，但政權主體一直是以朱元璋為首的來自淮河支流——濠梁河的政治群體，也就是《明太祖實錄》裡所謂的“濠梁舊雄”。直到洪武晚期朱元璋大規模殺戮武將集團之前，朱氏政權一直是朱氏家族與“濠梁舊雄”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如果我們到南京鐘山去看一下，便可發現在埋葬朱元璋的明孝陵的周邊，埋葬著眾多“濠梁舊雄”。而那些後來歸附的文官，雖然很多也為朱氏政權立下了很大的功勞，深受朱元璋信任，但只能在退休以後回到家裡，並埋葬在那裡，比如劉基也就是劉伯溫便是如此。朱元璋與“濠梁舊雄”的關係，真可以說是生死與共。
對“濠梁舊雄”的控制
但同患難易，共富貴難，兄弟雖然如手足，但手足相殘在二十四史裡實在是司空見慣。朱元璋升居吳國公之後，對他的部下而言，他從平起平坐的兄弟一躍而居於眾人之上，“濠梁舊雄”心中不會毫無波瀾。北大歷史系教授李新峰透過鉤沉史事，指出這一時期朱元璋藉故誅殺了對他的地位構成威脅的邵榮與趙繼祖，此後又平滅了與自己有姻親關係的謝再興的叛亂，從而完全確立了自己相對“濠梁舊雄”的權威地位。但從軍之後，尤其是這一過程中的兄弟反目與血腥殺戮，進一步加深了朱元璋性格中的不安全感。
為了加強對“濠梁舊雄”的控制，朱元璋採取了三種方式。一是重用自己的親屬。朱元璋先後提拔了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前者被委任為大都督，掌管朱氏政權的所有軍隊；後者被朱元璋不斷升遷為明朝的第三武將。但即使是對這兩個人，朱元璋仍然有很深的猜忌。朱文正駐守洪都，頑強抵禦了陳友諒的進攻，使朱元璋取得了鄱陽湖水戰的勝利，成為統一戰爭中扭轉戰局的關鍵。但鄱陽湖水戰之後，朱文正因為對朱元璋的封賞有所不滿，被囚禁至死。李文忠雖然在驅逐北元的戰爭中厥功甚偉，卻仍然被朱元璋不斷壓制，據說最後他的死也和朱元璋有關。
二是廣收義子。朱元璋將軍隊中作戰勇敢、富有謀略的年輕將領收為義子，藉助這種擬製血親的方式擴大自身的影響。朱元璋的義子中，最著名的便是後來戰功卓著、世代鎮守雲南的沐英。
三是利用江浙士人制約“濠梁舊雄”。佔領南京之後，朱元璋進入到兩宋以來，尤其是南宋以來儒學的核心地區——江浙行省、江西行省，積極招徠這兩個地區計程車人，可稱為“江浙士人”，使之進入各級政府系統，與武將群體一起管理政權。朱元璋的意圖一方面是要加強政權治理，另一方面也有以之制約武將集團，尤其是“濠梁舊雄”的政治意味。江浙士人之中，最著名的便是“浙東四名士”，而其中尤為朱元璋所倚重者，是很有謀略的劉基。朱元璋將劉基引入核心決策層，使之分割“濠梁舊雄”的軍政權力。
可見，在創立政權的初期，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響下，奉行十分謹慎的政治立場，防範任何反對派的出現，從而竭力將政權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內斂的疆域政策
公元1368年，朱元璋41歲，正值不惑之年。在這一年，他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響下，確立了內斂的疆域政策，因為他認為邊疆開拓可能會導致財政危機、社會動盪，最終會影響政權穩定。因此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明確宣佈對周邊國家不主動征伐。“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即使是對漢、唐積極經營的西域，明朝從建國伊始，也採取放棄態度。
但對於北逃至蒙古高原的北元，朱元璋為了防範其南下“復國”，仍強調積極備戰。“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不過，這種積極備戰的政策，也同樣由於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響下，大規模殺戮開國功臣，而轉入完全的防禦姿態。鑑於自己已經創業成功，朱元璋開始將矛頭對準與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開國功臣，其中的主體便是“濠梁舊雄”，以防範這一政治集團對政權構成威脅。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藉助“胡惟庸黨案”，大肆誅殺、驅逐“濠梁舊雄”中的文武勢力，嚴重削弱了“濠梁舊雄”在政治領域的影響。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鑑於北元已經滅亡，發動了“藍玉黨案”，此後又藉機誅殺了傅友德、馮勝，從而將包括“濠梁舊雄”在內的開國功臣剷除殆盡。經過多次殺戮，“濠梁舊雄”作為一個政治集團，已經不復存在，朱氏政權由朱氏家族與“濠梁舊雄”共天下的格局，一舉轉變為朱氏皇族“家天下”。在中央，皇帝直接統領文武群體與天下軍隊；在地方，諸王節制天下軍隊，發現朝廷有奸臣，可以率兵“清君側”。朱氏皇族由此形成裡應外合、共同統治的政治局面。
朱元璋剷除開國功臣，雖然加強了皇權專制，卻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後果，那便是隨著武將群體被誅戮殆盡，明軍喪失了進一步開拓邊疆的軍事能力。取代開國功臣掌握地方軍權的諸王，軍事能力與開國功臣相比，差距太大。開國功臣中，不僅徐達、藍玉等人可以直搗漠北草原，即使是中級將領如寧正等人，也有開拓一方的軍事能力。與之相比，北方邊疆軍權轉移至諸王手中之後，朱元璋一直不敢讓諸王北上漠北，而是一直讓他們在漠南草原來回巡邏，保持防禦態勢。
蒙古帝國解體後，亞歐大陸的西歐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羅斯文明都不斷向外擴張，競逐新的世界霸權，從而交織、形塑出近700年來世界史的基本圖景與歷史線索，世界近代史由此開端。西歐在蒙古帝國所帶來的中國科學技術的促動下，在對海洋空間的天然興趣的催動下，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在14—17世紀，掀起了以資本主義文明為主導的全球化程序，成為近代歷史的推動者與主宰者。在東歐平原上，羅斯民族建立了長期分裂的諸公國，欽察汗國（金帳汗國）的軍事征服，不僅首次結束了羅斯諸公國的分立局面，而且給當地政治帶來了威權制度。
14世紀，莫斯科公國繼承了蒙古帝國的廣闊視野與政治威權制度，趁著金帳汗國衰落的歷史契機，透過擴張、兼併，迅速崛起，從一個小公國瘋狂地向整個歐亞內陸擴張勢力，形成了嶄新的俄羅斯文明。從地理位置、疆域觀念、擴張方式等方面來看，俄羅斯文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遊牧族群在近代世界的繼承者。參照“大航海時代”的概念，可將俄羅斯這一時期的歷史稱為“俄羅斯崛起”。蒙古帝國解體後，伊斯蘭文明同樣將伊斯蘭教“聖戰”意識與遊牧族群騎戰風氣相結合，奧斯曼帝國、帖木兒帝國及其後裔在歐亞非積極擴張，不僅攻佔了基督教文明在東方的象徵——君士坦丁堡，而且向東進入中亞、東南亞，奠定了當今伊斯蘭文明的勢力版圖，可稱為“伊斯蘭擴張”。
與以上三種文明相比，明朝雖擁有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陸軍與水軍力量，卻由於秉持內斂的疆域政策，對周邊國家不採取主動征伐態度，在明初大體收復元朝舊疆之後，進一步將飛翔之翼剪斷，在北部邊疆也放棄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並且在北部邊疆大規模修建長城，在東部沿海構建類似長城的軍事防禦體系。明朝這一政策，不僅使自己長期面對邊疆族群的軍事威脅，揹負了極為沉重的財政負擔，最終滅亡於長城邊疆的內外叛亂，而且為其他文明的東進提供了歷史空間，是近世中國被其他文明趕超的關鍵原因。由此可將明代中國的歷史時代稱作“明長城時代”。可見，從14世紀以來世界史的視角來看，明朝的疆域政策使中國在世界近代史開啟之初，便站在了與世界主流背道而馳的歷史方向上，不僅深刻影響了明代中國的歷史道路，而且影響了近世時期中華文明的整體走向。
公元1398年，朱元璋71歲，到了古稀之年。正是在這一年，朱元璋因操勞過度而去世。許多皇帝影響了一代人的命運，而朱元璋卻影響了中國數百年的命運，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打上了自身鮮明的印記，而且對世界近代的歷史軌跡也造成了深刻影響。
明朝的歷史，對朱元璋的分封制度，又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過去我一直認為，朱元璋搞分封制，那完全就是自私自利的做法。
畢竟老朱打天下不容易，他有26個兒子，除了長子朱標是太子外，他想要讓其他25個兒子都稱王，在地方上做土皇帝。
不過我們從朱元璋分封諸侯王的地形圖上，可能就會有其他的認識。除了自私自利的一面以外，朱元璋還是有其他考慮的。
一、朱元璋希望皇子們負責保衛邊疆。
過去我認為朱元璋的分封制對中央的皇帝，實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選擇。畢竟諸侯王們在自己的封地上，基本不受任何任人的控制，就連皇帝也很難插手。
其實從分封地形圖上來看，朱元璋還是有考慮的，他的大多數兒子，都被分封在了北方，而當時的首都在南京。
所以說這些兒子們不光是去北方享福的，他們更是前往北方負責鎮守明朝的邊關。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歷史上鎮守邊疆的大將造反的情況數不勝數，老朱認為只有自己的子孫負責鎮守邊疆，才能保證大明朝的安全。
1、東北片區。
朱元璋將朱棣分封在北平，將朱權分封在內蒙古境內的大寧，將朱植封為遼王，鎮守遼東，將朱模封為沈王，駐守在瀋陽。將朱松封為韓王，鎮守在遼東開原。
這些地方，過去都是元朝的地盤，後來朱元璋打下來以後，逐漸成為了明朝和北元之間較量的地方。從地理位置上來看，朱棣還處於相對靠南的地區，所以他在當時對大明朝的作用，遠沒有歷史上吹噓的那麼重要。
2、西北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