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爾爵士的船隊，一路上順風順水，於一周前抵達萊頓港，當天碼頭上人山人海，幾乎都是在“自由之子協會”動員下趕來抗議的民眾。
面對成千上萬的抗議人群，福格爾爵士表現出了加倍的傲慢，拒絕與民眾對話，命令全副武裝的私人衛隊驅散抗議者，險些釀成流血衝突。
到任的第二天，福格爾爵士宣佈解散萊頓城議會，獨攬大權，任命自己從帝國本土帶來的親信擔任“土地測量員”和“徵稅專員”，決意強行徵收土地稅，進一步激化了殖民地各階層對他的反感。
在“自由之子”的組織下，亞爾夫海姆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稅運動”，聲勢之浩大，社會各界參與之廣泛，堪與當初遠東地區爆發的那場抗稅運動相比。
亞爾夫海姆的文人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也紛紛透過報刊和小冊子對這場抗稅運動發表見解，大多站在支援抗稅者的一方，嚴厲抨擊帝國政府施加於殖民地人民身上的負擔與暴政。
在所有這些政論當中，最出彩的一篇文章出自萊頓學院現任校長亞歷山大·傑斐遜之手。
在這本題為《亞珊帝國屬海外殖民地權利綜述》的小冊子中，傑斐遜先生創造性地提出“自由移居論”，為抗稅運動奠定了理論依據。
“從舊世界遷居新大陸的移民，絕大多數是自費前來，既沒有得到母國皇室的財物支援，也沒有藉助母國官方的軍事力量，全憑自己的辛勤努力在新大陸白手起家，開疆拓土，事實上已經與相隔重洋的母國徹底劃清界限。”
根據以上這些事實，傑斐遜先生得出一個更為激進的推論：
“殖民地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再從屬於母國政府，殖民地與母國之間只應存在一種關係，亦即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等外交關係，帝國政府當然無權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向自由的殖民者徵稅！”
……
除了“自由移居論”，傑斐遜在《帝國屬海外殖民地權利綜述》中，還提出了兩條激進到近乎大逆不道的論斷。
第一條是傑斐遜對神聖亞珊帝國當代君主查理四世皇帝，對自古傳承至今的“君主制”政體流露出的輕蔑態度。
在新大陸，殖民地與宗主國的矛盾由來已久，殖民者從未停止過對宗主國的抱怨。
在所有這些怨言當中，也包括那些主張殖民地獨立的“激進派”言論，批評的焦點都是宗主國對殖民地採取的錯誤政策，比如攤派各種苛捐雜稅，比如阻止殖民者向西擴張，搶奪阿薩族人的土地，繼而抨擊制定這些政策的內閣官僚昏聵無能。
由此不難看出，多數殖民者傾向於認為：皇帝陛下是聖明的，都怪邪惡的大臣矇蔽了聖聽！
正是基於這種心態，每當殖民者自認為受到母國當局不公正的對待，往往在本地議會的支援下，撰寫一份“請願書”，設法呈交皇帝陛下，懇請仁慈賢明的皇帝陛下替殖民地臣民主持公道，撤銷不公的政令，懲罰手下那些野蠻的貴族和昏庸的大臣。
直到傑斐遜發表《帝國屬海外殖民地權利綜述》，第一次撕下這層自欺欺人的面紗，直言不諱地指出“君主是夥同官僚侵害殖民地人民權利的共犯”！
傑斐遜在這本小冊子裡，嚴厲斥責帝國君主查理四世對殖民地人民的漠視，並且列出皇帝本人犯下的如下罪狀：
“拒絕傾聽權益受到侵害的人們的請願！”
“派駐軍隊到殖民地城市裡鎮壓合法的抗議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