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能夠出現在此處，還是辦案經驗多使然。多年來他在巡回法庭審案過程中，見識過太多的奇葩官員，其中膽大包天的所在多有。
洪應明調查馬文英被殺案，《南京日報》辦事處被燒；馬俊賢在離開巡回法庭之後，險些被滅口。這些已經掌握的情況，讓海瑞判斷出浙江出現了大問題。
但在沒有具體線索的情況下，海瑞也沒有什麼好辦法。巡按張文熙這些天把杭州大營倉儲查個底掉，也沒找到馬文英這個倉大使賬目存在什麼問題。直到“馬文英烈士”案發，才從另一個角度暴露出浙江駐軍問題的一角。
此際朝廷軍改尚未徹底完成，地方駐軍仍在巡撫麾下，“馬文英烈士”案發，吳善言難辭其咎。海瑞猶豫再三，還是利用自身許可權，向朱翊鈞發了直奏。
為保完全，他還自費給張居正同時發了一封光報信，為了把事情說清楚，在盡力壓縮的情況下還是花了四百多兩。幸虧火耗歸公改革之後，海瑞的俸祿大增，否則打死他也拿不出來這筆錢。
其實這錢花的冤枉，海瑞這窮官只要隨便給張居正發幾個字，以張居正對海瑞操守和資產的判斷，也能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奏章和信件同時到京之後，果然引起了朱翊鈞和張居正兩人的高度重視。朱翊鈞對軍事改革是極度敏感的，海瑞奏章中所言的有人假冒烈士、虛領田餉的問題，必須一查到底。
海瑞在成為南京大理寺卿之後，平常很少如同其他高官一般，沒事也利用銀章直奏請安。他的奏章言必有物，次次都能解決政策問題。但因為光報線路緊張，海瑞從未用光報發奏。如今一反常態，利用了光報，說明浙江的問題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但朝廷和海瑞一樣，對浙江的問題掌握的都不多，這幾年安全域性也沒有關於浙江異動的情報上來。朱翊鈞和張居正商量了一下，認為不管浙江存在什麼事兒，吳善言這個最高長官一定是有問題的，因此最佳處理方案是立即將之停職，讓一個有決斷力的大員接替，配合都察院將浙江的問題根源挖出來。
張佳胤是張居正的鐵桿，這些年官位穩步上升到了三品。其人殺伐果斷，有酷吏之風，昔年起復高拱的邵芳大俠就是他捕殺的。張居正向朱翊鈞推薦了他之後，朱翊鈞也覺得這人合適，因此才有了那份光報詔旨。
二月底，杭州左右大營蠢動，海瑞也得到了訊息。他在杭州不認識特別信任的官員，掌握不了內情，只能心急如焚。
從二月底開始，他先後派出好幾撥人到光報局打聽，問朝廷有無給他的詔旨，結果光報沒接到，南京兵部侍郎張佳胤先到了他的行轅。
海瑞問他何來，張佳胤笑道：“總理大臣前兩天給我發了光報信，讓我到你處接旨，道是接替吳善言，詔旨應該也快了。”海瑞大喜，將自己掌握的情況和盤托出。
等三月初二日，聽說營兵出營到驛政賓館告狀，海瑞心知吳善言已經發動。他和張佳胤一樣，沒有詔旨什麼也做不了，無奈之下，兩個大員直接到光報局坐等。
幸虧當日十時，詔旨跨過了北直隸的大霧，到了杭州光報局。海瑞和張佳胤因事情緊急，生怕張文熙遭遇不測，立即騎馬直奔，最終將吳善言拿下。
......
張佳胤儘管著急，但接高官之印手續繁雜，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理清衙門賬目，否則接任官就得理前任的舊賬虧空。
張佳胤雖然帶著幕僚加班加點，但在吳善言不配合的情形下，待查過巡撫衙門賬目，接了印信，已經是三月初五。
此時海瑞等三人這才有時間坐在喝茶，一起理理來龍去脈。
待將各自掌握的情況交流完，海瑞心有餘悸道：“沒想到吳善言真敢逞兇，也幸虧念華機靈，否則等我和張巡撫去時，也晚了。”
張文熙這些天也覺得自己當時發揮超常，聞言哈哈笑道：“這吳善言想不開事情。如今聖天子在位，他就是利用兵變殺了我，還能瞞天過海不成？巡按死在兵變之中，他至少也要下獄——能得保首領也懸。”
海瑞和張佳胤對視一眼，張佳胤咬牙道：“如此說來，若吳善言犯下的罪過被揭露，後果比引發兵變嚴重的多！不知道他到底隱瞞了什麼。可惜，詔旨中沒授我審問吳善言之權......”
海瑞聽了微笑道：“這個不妨事。昨日朝廷新發詔令，官員待堪有新規了。”
張佳胤疑惑道：“我怎麼沒接到？”
海瑞笑道：“還是張江陵先給我來的光報信，想讓我給你們解讀這詔令，正式詔令字數太多，沒辦法發光報，再有五六天才能到呢。”
“總理大臣的信也簡短，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此詔令簡稱‘雙規’，要求待堪官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說明’——換言之，叫做隔離審查！”
......
《關於對待堪官員實施隔離審查之詔令》在朝廷醞釀了許久，終於被浙江馬文英烈士案誘發，在京釋出之後，特急發往杭州。
“刑不上大夫”制度出自《禮記》，是封建王朝以德治國的一種執政思路，其核心思想是“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同時，這制度也維護了上層建築的體統，有助於愚民。
對於“刑不上大夫”這條禮制，歷朝歷代都有具體措施予以保障。例如魏明帝制定“新律”時，首次正式把“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寫入法典之中，使封建貴族官僚的司法特權得到公開的、明確的、嚴格的保護。從此時起至明清，“八議”成為後世歷代法典中的一項重要制度，歷經一千六百餘年而相沿不改。
在大明建極之後，太祖也嘗與侍臣談論對待大臣的禮節問題，太史令劉基對他說：“古代公卿有罪，通常詣請自裁，從不輕易施以汙辱之刑，目的在於儲存大臣的體統。”侍讀學士詹同也說：“古代適用刑不上大夫的原則，以鼓勵形成廉恥之節操。如果能做到的話，則君臣之間的恩與禮就都可以實現了。”朱元璋對此深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