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鄧？”蘇辰詫異問道：“鄧麗君？”
“對，新華香港分社文體部的彭燕一直和我有聯絡，之前我邀請有鄧麗君來做客，鄧麗君對彭燕很熱情，表示想要去內地開演唱會。”
唐婉茹說道：“她還和彭燕單獨商量出一個“演出計劃”，明確表示：不願只出席某個晚會，唱幾首歌，而是要舉行個人演唱會。
彭燕給她規劃的路線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廣州。
但據我的觀察，她在香港其實是很孤獨，很少參加演藝界的活動，很少在媒體上露面，也沒有自己的公司，甚至連個經紀人都沒有，即便有公司願意為她籌劃，事先也無法保密。
所以文體部韓部長就希望我能幫忙安排，以我們港商的名義。”
事實上，鄧麗君與這些人的接觸，早與蘇辰的預料，因為他記得應該是在1986年，鄧麗君才開始和香港分社的人接觸的。
看來是因為唐婉茹的原因，讓這個接觸提前來到。
而鄧麗君與新華社記者的接觸是有證可查的。
自從中英開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以來，香港新華分社與社會各界的接觸日益廣泛。
一部分人士，由於種種原因，與新華分社的聯絡採取秘密方式。
其中包括一些港英政府官員，一些著名的所謂“親英”人士，一些臺灣駐港機構的工作人員。
由於鄧麗君的特殊身份，她與新華分社的秘密聯絡，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內地的改革開放，給鄧麗君帶來新的希望。
她開始凌亂地給自己編織許多夢想：駐足長城，憩息水鄉，仰望故鄉明月，傾聽西部天賴，當然更多的還是在億萬歌迷的掌聲中，再現輝煌。
但一個無形的網始終籠罩著她，她一直都無法衝破。
然而，在原時空裡，一直到逝去，她都沒有踏入大陸一步。
“以港商的名義？”蘇辰不得不認真考慮這個問題。
唐婉茹道：“對，但江南案對他們那邊的人有很大的威懾，鄧麗君每次見我都要更改地點，而且一出門就要戴墨鏡穿風衣，據說是為了提防媒體的人，根據我的推測，應該是為了提防那邊的情報人員。”
“你有什麼想法？”蘇辰問道。
唐婉茹為難地道：“對內地，我倒是沒有什麼問題，我唯一擔心的就是他們那邊，她告訴我們，就算我們採用“另紙簽證”的辦法並不保險，她一些到過內地的朋友，返回臺後都受到審查。”
“所以，我的想法是，我們直接購買一家美國唱片公司，然後開設華語子公司，簽約香港的歌手，因為我們的盜版磁帶始終是要走上正軌的。”
“如果我們一直做盜版生意，這對我們的發展很不便利，直接發展唱片公司，不但簽約歐美歌手，還要簽約華語歌手。”
“這樣一來，我們就變成一家跨國公司，除了能把鄧麗君送到內地外，我們也能簽約臺那邊的藝人，而且我們是美國公司，臺那邊肯定拿我們無可奈何。”
聽了唐婉茹的建議，蘇辰揉了揉太陽穴，想了想，道：“你與韓部長接觸，說我們願意接下這個任務，所有的工作由我們來安排。”
“但為了我們的發展，我們接下來要簽約一大批港臺藝人，同時要讓這批藝人都能進入到內地演出，所有的工作由我們公司承擔。”
“我們只談商業，不談政治，單純文化性的交流不摻雜其他的因素，正好現在雙方在經濟、文化，科技、教育、體育、衛生等各方面開始有了接觸和聯絡。”
“始終要堅持一箇中國態度，借用鄧麗君，讓在之前的基礎上再進一步。”
“同時你與鄧麗君商談，如果她願意跳到我們公司來，我們會替她支付違約金，同時會想辦法安排她提到的那些演出計劃。”
“另外，你要跟她說，考慮種種原因，《何日君再來》《梅花》，這兩首歌不能演唱。”
要是在演唱會上唱這首歌，估計蘇老闆十個腦袋也不夠槍斃的。
“同時，和韓部長說，我們希望她能夠登上今年的春晚，問問他們那邊的意思，如果鄧麗君願意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可以把她安排到內地活動，甚至參加春晚。”
聽了蘇辰的話，唐婉茹道：“我明白，我們只談商業，不談政治，但始終堅持一箇中國立場，明天起來，我會找韓部長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