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不回答這個問題。我先說說有關仇恨這件事情。”李濟廷說，“在第二次戰爭期間我一直都在歐羅巴，但也清楚在故土說發生的慘劇。當時的交通遠不如現在發達，天選者的力量也不像現在這般強大，面對一樁又一樁可怕的新聞，我徹夜難寐, 可當時我所能做的確實不多。不過在我掌握了聖約櫃的動向之後, 星門和太陽花旗幟為了向我示好, 紛紛加大了援助的力度。1945年的時候，我人已經護送聖約櫃到了新鄉，為了感謝我，度郎門詢問了我要不要投擲原子彈。我毫不遲疑遲疑的回答道：是，我們需要這樣做，以懲戒那些發動戰爭的國家。如果做錯事情不需要付出代價，那會造成極為可怕的後果。度郎門贊同了我的意見。愛因斯坦知道這件事後極力反對，說核旦過於殘忍，希望我收回決定，至少不應該將核旦投向無辜的人。我回答他，那裡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他們生產了子彈的人，他們生產了槍炮，他們捐贈了口糧，他們還為勝利歡呼。在那裡沒有人認為戰爭是錯誤的，有錯的是打了敗仗的人。只有恐怖的死亡才能讓他們反省.....愛因斯坦因為這件事和我鬧翻了，他指責我只不過是因為自己的身份，所以才做出如此殘酷的決定......我對他撒了謊，我說正是我的身份讓我遲疑了一會，並且在我們亞洲人，同態復仇代表著樸素的正義......後來，當核旦投下，愛因斯坦還專門打電話把我罵了一頓，說我釋放了一個可怕的魔鬼，說我會把人類推向毀滅。我也一度後悔過，仇恨讓我做了個不那麼正確的決定。結果發現反而迎來了和平，準確的說應該是核平，不管怎麼說，在毀滅的危機下，人類迎來了休養生息的美好時光。再後來，我發現我還是錯了，做錯了事情的人懺悔不懺悔，根本不取決於有沒有付出足夠大的代價，而在於維護正義的力量到底是強大還是弱小，在於維護正義的力量公平還是偏頗。所以復仇本身的意義並我們想象中那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