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聽到李密說出“梵天一夢”後，曹魏在場的名士們在短暫的驚鄂後，全都面色潮紅，雙眼發亮，猶如集體打了一支雞血！
從曹魏第三任皇帝曹芳執政初期開始，曹魏的主流思想就已經逐漸發生了變化。講求實務的法家思想，以及提倡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都不再佔據主流。佔據主流的，是玄學思想。
玄學的定義很多，這裡不細講。作為一個政權，當玄學成為國家高層的主流後，由此造成的影響是什麼呢？最粗魯直白的說法就是：一群本該為國計民生殫精竭慮的國家中高層官員，天天上班不談稅收錢糧這一類世俗之事。只談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質、文明終極關懷等高大上的哲學問題。至於國家有了問題，具體事務誰去操辦呢？下人、賤人，或者說辦這些事的人，會自動的被這群“哲學家”視為下人、賤人。
所以李密說出“梵天一夢”後，對於苦苦思索事物本源的曹魏名士們，頓時頗有一種“醍醐灌頂”的陶醉感。
一時之間，無數的麈尾揮動，宴會廳裡的諸多名士紛紛起身，但是彼此互相對視後，大家還是朝著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了拱了拱手，表示了謙讓之意。
無他，因為此人姓向名秀字子期，乃是竹林七賢之一。他是在嵇康被司馬家誅殺後，被司馬昭強迫出仕的。品行無損，名氣又大，大家誰敢和他爭啊？
“方才令伯梵天一夢，於秀實有猛然斷喝之感（佛教此時在中國還未昌盛，醍醐灌頂這個詞是沒有的），那麼敢問令伯，何為本？何為末？何為有，何為無？”
本末有無的問題，是玄學思想主要的幾個論題之一。這個問題若是放到現代，這個問題根本不是問題，從功利的角度來回答最為簡單：重要的是本，不重要的是末。我所掌控的才是有，不能掌控的統統都是無。
但是在這個時代，大家說話的方式講究的是虛無縹緲，所以不能回答得這麼直白。
只見李密微微一笑：“不是末的便是本，不是本的便是末，不是無的便是有，不是有的便是無。”
&n全是廢話。但這個時代，就是這種廢話最吃香！
“妙哉，原來這個問題還可以如此解。我等一直執著於某一字，卻不知道可以如此串講……令伯，秀拜服。”
“那麼請問令伯，有與無，孰優孰劣？”起身問話的是任愷，字元褒。青州人。在政治上，此人是賈充的政敵。在學術思想上，此人的思想與竹林七賢接近：貴無。
所謂無，當然是相對於有而來。什麼是有，其實是指名教。什麼是無，就是尊崇自然。貴無，當然是相對於有來說，以無為尊。這符合道家道法自然的宗旨。但是這種思想有很危險的苗頭——過度的貴無，會導致人們越來越不把現實當回事，長久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這樣的人如果只是個普通人，無非是個精神病。但是當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都普遍尊崇這樣的思想，這個國家要麼快速亡國（西晉），要麼扯淡（東晉）。
“呵呵呵”李密對著任愷道：“因我益州接近身毒，所以當地高人的言論偶有接觸。曾有一高人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然，更有高人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n都弱爆了，你們居然嘴裡說“自然”，那就還是落到了“有”的下乘。在我看來，這些東西全都是不存在的，連自然都不存在，那就是徹底的“無！”
李密說的這兩首偈語，當然來自穿越者。穿越者借鑑的，當然是來自於唐代高僧惠能。
漢末三國時代，佛教已經傳入中國上百年了。但這個時代的佛教，還在緩慢的適應中國的國情：比如中國人的祖先崇拜情節，就是佛教本身的教義所沒有的。因此，此時的佛教在中國還沒有多大的影響。
佛教在中國的興盛，要到了五胡亂華時期，一方面他適應了中國的國情，自我做出了調節和改變。另一方面吸收了魏晉玄學的辯證精華，使得自身更有邏輯性（逼格再次提升）。同時由於那個年代慘烈的戰亂，使得普通百姓急需精神信仰。各國統治者也需要佛教來穩定統治因此大力推廣……如此種種，才使得佛教在中國走向興旺。
說了這麼多，其實就一個意思：李密藉助穿越者的優勢，拿著玄學發展到頂峰的東西，來吊打玄學初興時代的這群傻鳥！這群所謂的名士們，不跪了才怪！
果然，在李密說出這兩句偈語後，不光是任愷，在場的所有名士們，全都激動得不可自抑。更有不少年輕一點的名士，紛紛起身對著李密鞠躬：“聽令伯一席言，獲益終身。請李師受我等一拜！”
“呵呵呵，不敢當。諸位，李密也不過拾人牙慧而已。”
“先達者為師，李師不必過謙，還請李師再為我等解惑。敢問李師，若是菩提非樹，明鏡非臺，那這一顆心當是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