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勒裡的初衷當然是好的，至少是為了法國的。
因為他知道，國王認為“經濟、財政、制度，都是旁枝末節且無趣、缺乏激情的”。
而作為一個在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後全面掌管法國的老丞相，弗勒裡卻知道，經濟、財政、制度，是缺乏激情的，但卻是國家爭霸的基石。
現在法國的情況很特別，很特別。
非常特別。
不管是科爾貝爾統制經濟的擁躉者、還是要求完全放開國家監管的重農學派、亦或是歸結於小資社的經濟浪漫主義，他們都需要找一個“別人這麼幹成功了”的例子。
因為二十年前，那個賭棍出身的約翰·勞，對國王說“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那時候，法國人是自信的、浪漫的，即便覺得沒人嘗試過，但時代風起雲湧，沒嘗試過卻成功的事多了去了，這才是新時代。
然而一波操作，搞出了1720年整個歐洲的經濟危機，法國財政和國家信用處在崩潰的邊緣。無準備金的紙幣、年收益率3500%的股票回報率的忽悠、王家銀行為泡沫經濟吶喊助威……這都讓法國人記憶猶新，心有餘悸。
緩了將近十年，才堪堪緩過來。
從那之後，法國不管是啟蒙運動、還是經濟政策，都需要一個“別人這麼幹過、而且乾的挺好”的經驗來支撐。這種心態，一直到法革爆發，才全面扭轉，開始不斷地嘗試新事物，一波又一波，成為人類社改試驗田和革命老區。
至於此時。
科爾貝爾的擁躉者，說遙遠的東方帝國，就是這麼幹的。數百年的改革者，也是政府全面監管、管控，以嚴格的標準和稅收，讓宋帝國的國庫收入領先世界。
重農學派的擁躉者，說遙遠的東方帝國，就是這麼幹的。無為而治，對經濟沒有任何的管控，財政收入主要從土地稅來獲得，免收一切形式的工商稅，並對商業工業沒有過分的監管。
伏爾泰說，遙遠的東方帝國，就是絕對理性的立憲君主制度。
魁奈說，遙遠的東方帝國，就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農業才是國家財富的源泉，農人窮困，則國家窮困；國家窮困，則國王窮困。
尤其是在經濟制度上，法國的經濟學家需要一個遙遠的例子來支撐自己的論證。
因為20年前那件事，太嚇人了，那場泡沫就是沒有成功的例子來支撐而出現的，最終的結果就是國家財政差點崩潰，人們暫時不敢去相信那些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新奇的學說。
所有新奇的學說都必須扣上一個“別人這麼幹成功了”的論據。
大順和法國，真的完全不一樣。
包括大順之前的春秋戰國秦漢隋唐宋，都不一樣。
只是看著像。不管是集權、修路、挖運河、官營經濟，都只是看著像，但根本不一樣。
然而弗勒裡卻認為，遙遠的東方帝國，就是高度集權和科爾貝爾國家規劃工業主義的集大成者。
既然，這個高度集權和科爾貝爾國家規劃工業主義的集大成者，能夠在兩千年內，一直處在世界的第一梯隊；既然這個高度集權和科爾貝爾國家規劃工業主義的集大成者，能夠在這個時代向歐洲瘋狂地輸出商品並且是絕對的貿易順差。
那麼，肯定是有值得法國借鑑、學習的地方。
弗勒裡想知道，大順到底採取了什麼政策，能讓大順只吃金銀、半點不吐？
弗勒裡想知道，大順到底採取了什麼政策，能讓大順組織一場在萬里之外的荒漠進行的數萬人規模的會戰？
弗勒裡想知道，大順到底採取了什麼政策，能讓大順的手工業呈現出對歐洲完全碾壓的發達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