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著大議長表達了內心的極度不滿後，安東尼並沒有講荷蘭的道理，而是直接搬出了大順這個“外部勢力”，來壓制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不滿。
駐派監督、聯合緝私巡邏艦隊、乃至於貿易額，這些大順擺明了不和公司談，而是要直接和聯省議會談。
因為大順官方覺得東印度公司不夠格，荷蘭可以朝貢或者勘合貿易，但東印度公司一個下屬的藩鎮，憑啥朝貢？
大順就算再開放，禮政府尚書、亦或是功勳公侯勳貴出面，可以接待一些歐洲各國使節團，甚至天子也能見一見他們。可一個荷蘭下屬的東印度公司，憑啥能得到這樣的待遇？
大順，是講禮法的。
譬如周天子可以直接見魯侯，魯侯也可以派大夫代表魯侯朝見天子，但天子絕對不可能去見三桓派來的、代表三桓計程車。
這不只是封建禮法，就是放在後世，國家元首怎麼可能以對待外交官的態度，去見一個他國高官派來的人？這是最基本的對等外交原則。
至少，劉鈺在奧蘭治派面前表達出的，就是這樣的意思。奧蘭治派也將這個意思，完完整整地轉達給了聯省議會這邊。
現如今大議長安東尼又借力打力，藉著劉鈺的這個態度，來用大順這邊的態度，反壓東印度公司。
告訴東印度公司，不是我想奪你們的權，而是大順這邊就這麼要求的，我有什麼辦法呢？
一旦談成，實際上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業務，就讓聯省議會或者將來的執政官下屬的內閣官僚，有直接插手的機會了。
原來VOC可以完全不鳥聯省議會或者終身執政官的內閣，但如今是大順要把握主動權，也就意味著東印度公司在對華貿易上，這是個大順和七省共和國之間的運輸隊。
要想不受這鳥氣，其實也容易：剝離對華業務，把對華業務交給聯省政府，直接受連省政府監督管控，公司只做香料貿易。
這叫，無欲則剛。
但這只是說起來容易，做是絕對不可能做的，香料價格跳水的背景下，這麼搞的當天，股價就要崩。
既不想放棄對華貿易，也只能嚥下這口“鳥氣”。
藉著大順這邊的壓力，讓東印度公司董事無話可說之後，安東尼議長又道：“而且當初各國都往大順派遣國王特使的時候，公司卻派了對華貿易委員會的代表。劉鈺說，有人告訴他這其中的區別，至於誰告訴的，這反而不重要了。英、法、葡、瑞，都有可能。”
“當初既是你們的失誤，也是聯省議會的失誤，終究留下了隱患，被劉鈺抓住了把柄。”
“可以認為，劉鈺跑到這裡，要改變貿易模式，就是因為這場外交事故，讓大順感到了外交侮辱。”
“如果再拖延下去，肯定是有人要出來負責的。”
這話說的，就有些誅心了。
負責，誰負責？
只考慮事實的話，東印度公司的董事覺得這件事聯省議會的責任更大一些。
聯省議會當時也沒考慮到這一層，當初可也沒說這不合規矩，這算是對天朝大皇帝不敬、這算是外交事故等等。
如今出了事，卻把很大一部分責任推到了東印度公司的身上，說東印度公司也有責任。
講道理，擺事實，確實是聯省議會的責任更大一些。
但是。
此事，和事實無關，只和立場有關。
如果奧蘭治派想要上位，那麼就可以煽動說是聯省議會的責任。
而如果VOC的幾十人的董事團成員想要公司決策權，那麼這就是十七人紳士的責任。
然而，奧蘭治派此時顯然不想上位，聯省議會不會自己問責自己，能問責聯省議會的只能是奧蘭治派，奧蘭治派現在不想問責。
可公司的幾十人的董事團卻一直希望從十七紳士那要權。
既然此事和事實無關，又既然奧蘭治派傳達了絕對不會藉機生事的意思。
所以，即便責任不是十七人紳士的，但卻也只能是十七人紳士的。
這件事真要是鬧大了，沒人會關注事實，也沒人會關注真相。
大議長安東尼這是直接強壓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接受他的決議：儘快和大順談判，不要討價還價。
因為這個把柄，會壓的東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紳士，很不舒服。
大議長完全可以用這個把柄，來讓東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紳士團不得不接受聯省議會的一些條件——否則，那七十多個一直想要參與公司決策、對公司十七人團掌管一切而頗為不滿的董事們，就會藉此要求分散十七人紳士的權力——是你們十七人犯了錯，導致出現了嚴重的外交事故，那你們憑啥還做決策？
這場外交事故，可以理解成“正是因為當初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瞎做決策，導致了大順天子心裡不滿，覺得別國都是派國王特使來，你們荷蘭咋這麼牛，就派個公司下屬來？這才引發了劉鈺前來改變貿易模式的後果”。
至於是不是，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