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亦或已經習以為常，都是社會意識。
而社會意識，依託於物質存在。
所以，這種震驚，道理很簡單。
因為物質存在方面，很簡單的道理：
其一：華北的生態已經崩了。
其二：開墾了兩三千年的土地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全面普及早已經沒有了村社公地。這裡的公地指的是村社集體所有的林地、草地等，過早地完成了土地的排他性產權、或者說過早地完成了“圈地運動”的產權歸私問題，使得華北的自耕農只能接受秸稈作為燃料。
英國的圈地運動，解決的就是比如這片小山坡、或者這片小草地，到底是你的、還是我的、亦或者是公地體系下的大家都可以來砍柴放牛的矛盾。
這種“做飯燒什麼”折射出的社會物質基礎，甚至於，並非是華北一地的特色。
歷史上，華東蘇北的棉種改良問題，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因為租佃制度和奇葩的分成制，使得佃戶更願意種植秸稈多的本地棉，因為蘇南地區缺乏燃料，而這些本地棉的秸稈，還是能賣幾個錢的，並且蘇北棉田的奇葩分成制秸稈歸農。
物質決定意識，物質基礎就是這樣，那麼自然就會生出了面對著用原木噼柴生活做飯而震驚的心態。
當然這種物質條件，也並非全都是壞事。
辯證地去看，這是大順朝廷能夠支援開發京西煤礦、徐州煤礦的一個原因，並且成為和井鹽等配套進行了蒸汽機升級的契機。
同時，也讓這些移民在第一次耕種收穫之前，就能感覺到這裡的物產豐饒。最起碼，實現了做飯燒柴的自由。
這是個很了不起的成就，歷史上，魯西地區直到20世紀50年代，還有很多家庭經常斷炊——並不只是沒米下鍋，甚至真的就是連點能冒煙燒火的東西都沒有，有些村子因為鹽鹼化，已經人均到了一二畝地的地步，靠那點高粱杆是真扛不住。
此時，物質層面的變化，帶來了意識上的衝突。
而這種衝突，除了單純的物質基礎之外，也包括一定的政策上的主觀能動性，主動製造的社會意識層面的“移風易俗”。
從大順鯨海移民開始，劉玉就在移民村社的政策上，有意識地培養“公地”意識、村社小共同體意識。
簡單來說，就是除了耕地、私地之外，還有公地、需要每隔幾年重分的草場等。
一來是為了培養社會意識。分清楚什麼是“我的”，什麼是“我們的”，什麼是“國家的”。全都是“我的”、“你的”，那麼也就很難有“我們的”這種意識；而連“我們的”這種意識都無法建立，也就很難理解什麼叫“國家的”。
二來是為了重建基層組織力——組織力，需要權力的支撐。
權力，意味著要有經濟分配權，否則誰吊你？而經濟分配權，就是故意製造出來的草場地的每隔幾年的重新劃分、公地的集體使用、公地資源的不得歸私等。
以這裡的物質條件，諸如草場地、燒柴林地、集體林地等東西，理論上其實是沒必要存在的。
和大順本土那種，物質條件不允許，根本無法存在的情況又有所不同。
是以，這邊還是強制增加了一些政策規則，靠政策的主管能動性，強行在物質豐富到有的是草地的地方，強行劃分出村社的公地和草場重新分配等許可權。
用於培養集體的社會意識、去掉千年私有制入腦導致的“要麼是我的、要麼是你的”這種認知，讓他們明白除了“我的”、“你的”之外，還有種東西叫“大家的”。
草場地遲早會分配不公，遲早會出現親疏遠近，到時候怎麼辦，那就需要村社的人在鬥爭中成長——理論上，讓媳婦在村長門口，跳著腳罵做潑婦狀，那也是一種鬥爭。
不過這種鬥爭，就是將來的事了。於現在，新來的移民，並不會想這麼多，而是琢磨著怎麼儘快把自己的家園搭建起來。
即便是當初鬧著要上吊、要抬棺材、最終被兒子們綁在車上推到船上的王成，在經歷了物資、最起碼燃料物資的極大豐富之後，也是收起了那些怨氣，晃悠著和私塾先生一起來到了他們家族將要定居的村落。
說是村落，現在其實啥也沒有，只有一處用木頭和石頭標記出來的中心點。
男丁們要在冬季，完成簡單的窩棚搭建，爭取明天春播之前，有個住的地方。
王成這回終於相信了，這裡的土地的確是多。
或者說，終於相信了，在四季分明、雨水充沛、且氣候比較適應的溫帶地區，真的有這麼大片的土地無人開墾。
看著兒子們和其餘男丁一起在那砍樹、挖坑，他很快就做出了一個勤懇的自耕農理所當然的舉動，要去幫忙。不過很快，就被年輕人給勸回來了。
說是勸也好、說是罵也好，都差不多，大致就是不要來添亂。
比如抬木頭，這需要一個雙數的人。而且要求配對的人，體力要差不多，否則的話，那就不是幫忙而是添亂，更有甚至甚至可能出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