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讓地方自己用畝稅去玩，朝廷只要關稅商稅等，皆大歡喜，朝廷還甩了許多麻煩，天下士紳也必定盛讚天子聖明。
而內地畝稅一般來說收的那一千三五百萬兩，想補回來，只需要說放開那麼嚴格的保護和管制。
允許先發地區的廉價商品進入，但設定鈔關，加收一部分自然經濟保護稅不就得了？
比如說，松蘇的棉布，一塊錢；而內地的自然經濟下的布，兩塊錢。
那就可以收七毛錢的自然經濟保護稅，既不至於說摧毀的太厲害，順帶著這一千來萬兩不是很容易就從“內關稅”中收回了？
至於說這麼搞，到底是什麼性質、是不是殖民地等，這個先不提。…
關鍵是，對朝廷而言，錢，是個大問題，甚至是最大的事。
而因為劉玉的改革之後，國庫的錢和以前不一樣了，這就使得在心理上、技術上，使得朝廷有了可以接受這種想法的可能。
擱五六十年前，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些儒生的地方學校察舉議政的想法，在錢的問題上就不可能接受。因為之前朝廷的那點收入，大部分還是畝稅。
但現在，從錢的角度上講，這就大有可能——因為國庫收入的比例變了，畝稅那點錢，都快比不上在印度收的土地稅了，當然這是大順這邊的殖民政策比較“激進”，畢竟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殖民思想，還是指望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場，而不是反動的商業資本主義的殖民思想，不然如歷史上英國東印度公司，只是在印度畝稅就能收個七八千萬兩，這可比大順之前的畝稅加鹽稅還要多的多的多——而大順依靠先發地區的商品稅、關稅、以及隨著交通運輸改善後的鹽稅等等，內地的那點土地稅真的是已經可要可不要的。
並且說，本身，大順的財政制度也確實問題很大。延續前朝之政策，名義上正稅不多，而地方上便不得不想方設法弄錢，否則地方實質上都根本維繫不下去。
是以說，這個原本幾乎無解的問題，現在似乎的確有了解決的方法：中央扔掉畝稅，不收了，歸地方。
這裡可不是說取消畝稅。
而是說，把畝稅交給地方，讓地方上的鄉紳、胥吏等，自己去搞畝稅。
這樣，朝廷既賺了“仁政”的名，又可以得到地方鄉紳的擁護，還可以避開讓人頭疼至極的地主和農民的問題。
當然，這幾年這種想法在朝中甚囂塵上，也不僅僅是因為純粹的國庫收入的比例問題，而是有很多人從中推波助瀾。
某種程度上講，李欗非要搞科舉制改革，也和這件事有一定的關係。
當日李欗面對這個想法，可是罕見地大怒，在朝堂上破口大罵，只說這是“偏安割據之格局、而無一統之氣概”；又說什麼“此亡天下之論”；更言此事乃“蒙元夷狄稅制之流毒，孟子言朝堂不收足額畝稅實乃是夷狄之政此言得之”。
要說他憤怒的原因，或者說至少在朝堂上表現出或者說表演出極為憤怒的原因，還真就是他說的什麼“格局”、“氣概”之類的因素，只不過情況比這個複雜。
在李欗看來，之前大順變革留下的問題挺多的。至少走到現在，過去的一些政策，現在已經給大順造成了深深的裂痕。
真要說朝廷的中央財政之保留沿海地區比較容易收的關稅商稅自然經濟保護稅，而把畝稅丟給地方，那麼實質上大順就徹底分裂了。
一旦讓朝廷的財政只和先發地區的商稅、關稅、自然經濟保護稅等繫結，那麼朝廷就真要被人捏在手裡了。…
到時候，朝廷這個中央，就只能跟著先發地區的工業、商業、以及內地出現的大量買辦的步調走了。
財政皆出於此，到時候皇權還敢做出任何動他們利益的改變嗎？
而最後，最可能的局面是啥？
便是朝廷真正能管的，就是先發地區；而先發地區的人，又不想承擔內地地區的種種問題，恨不得讓內地各省半自治，做傾銷殖民地，而又不出任何的成本管理和賑濟。
名義上的闊有天下的天子，實質上就管著先發數省。而先發數省又壓根不想解決內地的貧困、賑濟、救災、治水、以及地主和農民的事，只要內地的買辦能扶起來買這邊的貨就行。
至於那些貧困、賑濟、救災、治水、以及地主和農民的事，讓內地省份自己去管。
所以說，固然顯學派的一些激進想法，在李欗看來，那是有想要當“關隴集團、淮西勳貴、乃至王莽新政時候古文經學”的地位。
但至少，顯學一派的激進想法，李欗認為還是“天下一統的格局”，而非“割據偏安的暮氣”。
即便說這些人想要以新代舊，想要藉機取代舊的官僚集團，然而終究是天下視角的，而不是偏於二三省視角的。
然而，這種建議朝廷靠關稅商稅，擴大地方的許可權，而把畝稅等扔給地方的想法，卻是李欗壓根無法接受的。他寧可接受顯學那一套，真的扶起來一支不受控制的“古文經學儒生”或者“新的淮西勳貴集團”，也不會接受這種完全要把大順裂開、把天下撕碎的想法。
其實道理很簡單，就如他和皇子說的那番話一樣：除舊佈新、天下一統，缺了哪個都不行。
天子天子，天下都裂開了，那叫什麼天子？
顯學派的想法過於激進，而且不好控制。一旦成事，又容易抱成團，尾大不掉，所以李欗不可能接受顯學一派的“激進改革，藉助階級屬性和內地地主不同的知識分子、識字人口，搞均田改革”的想法——一旦搞成，上上下下，天下舉目，全是實學這幾界的“同鄉”、“同學”、“同窗”，他這皇帝或還能壓得住，他一死兒孫輩不直接被人玩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