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李欗的這個回答，劉鈺算是基本上滿意。
李欗覺得劉鈺是在考教他。
實際上確實就是在考教他。
整體上，劉鈺對於在湖北搞出來米禁這個事的太子，不是太看好。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大順需要一個“明白東施和西施的差距並不是捧心蹙眉，而是長得不一樣；東施可以輕易地把西施的動作學會，卻不可能把西施的相貌平移”的人。
這個道理，看起來跟傻子也該知道的道理一樣。
然而實際上，真正能懂這個道理的人，在大順，真的並不多。
最起碼，太子就不知道，劉鈺在松蘇諸多激進政策的前提，是海運和南洋米東北高粱蝦夷麥。
知其美、知其所以美。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糧食這玩意兒，其實挺神奇的。
如果說，“人均”這個概念——以整個大順來說，“人均”這個概念，其實是個扯犢子的概念，人均人均，在物流、基建、運輸等能力不達標的情況下，南洋的米，並不能和河南的麥子，來個人均的概念。
但如果說，以一省來論的話，人均這個概念就非常重要，且非常有意義。
太子在湖北搞得激進改革，雖然說，或許後世來看，也並不怎麼激進。無非就是允許或者鼓勵農民種棉花、種芝麻。但實際上，在這個時代、在這個年月，允許農民改稻為桑、改麥為棉、改菽為芝麻，就是非常激進的改革。
簡言之，太子在湖北的改革，觸動了湖北的“人均糧食佔有量”這個底線。使得湖北的糧食產量，完全無法達到人年均450斤的紅線。
糧食這玩意兒，過於神奇。
別的玩意兒吧，可能說，今天缺，那我今天不用，等著貨到了的時候再用。
而糧食這玩意兒，不能說今天缺、今天貴，那我今天不吃不就得了？
用馬爾薩斯經濟學來解釋，就是，缺10%的糧食，並不意味著糧價上漲12%，從而達到和原本一樣的銷售額；而是，會上漲到讓10%的人餓死、買不起。
馬爾薩斯說，糧食這玩意兒啊，你要是用“正統經濟學”這一套東西去解釋，你肯定會哭。缺10%的糧食，絕對不是糧食漲價12%，而絕對是糧食漲價到10%的人餓死。
這個，算是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學”的東西。而顯然，太子搞得改革，完全沒有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
按照太子所想，農民種棉花、種芝麻，換了錢，算“錢”，絕對比種糧食合算，然後用錢買糧食，豈不美哉？
現實是，湖北種棉花、種芝麻，直接導致了湖北的糧荒，逼的太子不得不出“米禁”政策，禁止透過長江的湖南、四川米，出境，全部截留在湖北。
對大順而言。
傳統的“重農輕商”的真正邏輯，並不在於“想辦法讓農民改稻為桑”。
實際上，傳統的“重農輕商”邏輯，面臨的真正問題，始終是：農民想，且非常想，且主動想改稻為桑，但是朝廷得先辦法逼著農民不準改稻為桑，不準種菸草、乃至於不要種罌粟。
農民又不是傻子，需要朝廷來告訴，其實種經濟作物更賺錢？
恰恰相反，很多人把農民當成了傻子，所以才會產生農民是傻子，所以不知道種植經濟作物的錯覺——相反，現實是，農民不是傻子，不用高高在上者來“指導”，農民會自發地選擇種植經濟作物。反而，是政府從來都是得想辦法，讓農民不要種植經濟作物，而是去在這個“全世界畝產150斤就算高產”的時代，種糧食。
顯然，太子，連最基本的“重農輕商”的邏輯核心，都沒弄明白。指望著他來搞改革，那完全沒戲。
如李欗和劉鈺說的，後來人、後來事。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一切都在發生改變。後來的人，才能根據後來的社會存在經濟基礎現實情況，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錯誤的方法論，拿出一個符合“道”的手段，而不是照抄“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