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反直覺的原因，其實還是源於此時主流的對殖民、貿易的認知。
重商主義的貿易思路，此時適合歐洲，但並不適合大順。
當然，自由貿易的思路，對大順也不是很合適，至少國內的統一市場，暫時來看遙遙無期，因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人口數量級也就是百萬級，而大順可能無法參與其中的小農是億級。
是以，大順對新益州的政策態度，就產生了這種反直覺的效果：希望這裡的工業發展的越快越好，發展越快，越能最快完成遷民減輕本土轉型之痛的目的。
這是因為各國的情況不同，不能生搬硬套。
正如英國要解決的是失地的工資勞動人口不足的情況；俄國要解決地緣卡在那按照自由貿易的運輸成本理論俄國就不該存在經濟繁榮的問題；法國要解決的是連續出幾個強人把統制經濟搞好，哪怕是拿三那樣的水平也行。
而大順現在。
有市場，整個好望角以東，還有歐洲的老三樣貿易。
有人口，第一次工業革命所需的百萬級的人口，大順每年“自然兼併”導致的流民，都不止這個數。
有資本，原始積累搞得很不錯，從明朝開始源源不斷地吸著全世界的白銀，距離擺脫“通貨緊縮”的金銀荒，只差舊金山和銀山的金銀礦了。
有技術，即便只是手工業，技術也領先，況且蒸汽機已經開始在川南、松蘇、京畿等地的一些工業部門採用。
唯獨的問題，就是怎麼轉型、怎麼渡過轉型。
劉玉的思路從一開始就很明確：依靠海外市場，養起來新興階層，等待新興階層壯大後、或者歐洲和印度的革命的風暴爆發，從而讓壯大的新興階層回頭吃國內。
這件事，肯定會非常疼。
歷史上，漢口被迫開關的子口稅問題，在如今的大順也在上演。
問題還是那句話：兩次鴉片戰爭，以及後續的帝國主義侵略，最大的問題，是乾死了民族資本，而不是在於摧毀了小農經濟——大順經過這些年的折騰，是民族資本已經起來了，已經不可能被帝國主義乾死了，但問題是民族資本起來後，小農經濟也是得死。
小農經濟，死在自己的民族資本手裡？還是死在帝國主義的手裡？
在死這件事上，沒區別。
但死在誰手裡，這區別就大了。
死在外部帝國主義手裡，意味著，民族資本也死了。
死在本國的民族資本手裡，意味著，本國的民族資本活了。
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大順要解決兩件事：
一：民族資本活下來、發展起來。
二：如何讓小農經濟死，死的過程要如何操作，才能死的可控。
劉玉折騰了這些年，實際上只解決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根本不敢碰，甚至他從不認為這件事是靠大順這個封建王朝的改革就能完成的。
所以他才認為，大順必死。
當然事情得一點點辦，也不是說改革是一點作用都沒有的。
比如東北，因為諸多原因，包括後續遷民、直接接入大順的資本主義體系迴圈的黃豆產業、以及氣候不能種棉花等因素。
東北的小農經濟並不強，而且即便有，就算死，死的時候也不會那麼痛。家裡平均幾十畝地的話，固然會被衝擊，但也不是活不下去。
比如松蘇地區，靠著三十年的改革，一點點地把小農經濟瓦解——如南通的運河沿岸，雖然形式上還是男耕女織，包買制下女子在家用單人的鐵輪織機織布，但這些布純粹就是進入國內和國際市場交易的，故而這種男耕女織也不能算作完全的小農經濟，即便說形式上仍舊是男耕女織。
而華北地區，可以說，問題最難解決。
其實這是個非常非常簡單的“算術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