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漢考克穿過那些醉醺醺的人群，來到了正在那宣講的約瑟夫·沃倫的身邊。
要了一杯馬德拉葡萄酒，濃郁的彷佛糖漿一樣混合了橙皮和蜂蜜香味的葡萄牙酒，是他最喜歡的酒。沒有之一。
歷史上，他因為走私馬德拉葡萄酒，被海關抓住，塞繆爾·亞當斯的堂弟、後來的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作為他的律師，贏的了這場官司，由此被視作革命之始。而後馬都拉葡萄酒也充滿了歷史味道，被推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此時，約翰·漢考克只是單純地喜歡這種葡萄酒的濃郁香氣，是那種不加任何政治正確意義和歷史加成的純粹的對一種酒的喜歡。
和周圍的熟人打了個招呼，約翰·漢考克打量了一下正在那演說的約瑟夫·沃倫，在換氣的間隙和他微微點頭致意。
約瑟夫·沃倫穿著一件很尋常的夾克，脖子上圍著一條白色的天鵝絨絲巾，這都是很尋常的穿著。
唯獨不同的，是他的手指上，帶著一個戒指。
一個充滿神秘學色彩、但在這裡並不需要過於隱瞞的戒指。
戒指上，浮凋著一個骷髏的印記，骷髏的上面凋刻著一支叉開腳的圓規，圓規的開角處是一隻奇怪的眼睛。
和往常一樣，約瑟夫·沃倫每次說話的時候，都會奇怪地把重音放在介詞上，聽起來略微有些古怪，但很激昂。
和往常不同的，是約瑟夫·沃倫正在宣講一本古希臘的書籍。
“理想國想要建成是不容易的，妥協之下，票主政治才是最適合新英格蘭的。”
“柏拉圖認為，這種完美的票主政體，最佳人數，是5040人。”
“能確保在前面宣講的人，說的每句話，下面的5039人都能聽到。”
“這5040個公民，每個人都很熟悉彼此，在日常中知道每個人的道德、舉止、是否值得尊重、信任……”
“共同體的領土應當足以維持一定數量的最有節制的人的生活，但不要再大了，共同體的人口應當能夠足以保護自己，反對侵略。”
“5040人，是個完美的數量……”
約翰·漢考克上過哈佛，雖然最開始哈佛教的是神學，但終究他是聽說過柏拉圖的《法篇》大名的。
柏拉圖的學說，在這裡被重新演繹，經過約瑟夫·沃倫的重新註釋之後，讓約翰·漢考克聽的頻頻點頭。
但只不過，若是這裡駐足靜聽的是大順新學派的那群人，不免對這些東西不甚感冒。
這倒不是因為什麼民族性、什麼傳統之類的東西。
而是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人的意識，是依託物質現實而存在的。
在都是熟人的、萬把人口的、有頭有臉的人都互相認識、熟人社會的波士頓，講這個東西，當然是符合此時物質現實基礎的。
讓一群自小的認知是幾億人口的社會、依靠科舉選拔人才、維繫統治的大順的人聽來，難免覺得，桃花源美則美矣，卻不現實。
老馬說過：經濟學原則上，很多人把極其相異的兩種私有制混為一談了。
一種，是生產者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自己擁有生產資料的勞動的私有制。
另一種，是以對他人勞動的榨取為基礎。
後者，不單要與前者正相反對，並且完全要在前者的墳墓上發育。
在此時的北美這片土地上，以及從此時一直到1830年完成轉型之前，實際上這兩種私有制，一直是以一種混為一談的形式存在的。
北美的特殊環境、清教徒的墾耕勞作、廣袤的土地、對原住民的屠戮侵佔，使得大部分殖民者，都“恰好只有夠自己親手使用的資本”。
自耕農、小生產者、小資產者為主體的這群人，依託著此時北美的現實狀況和階級基礎，無疑非常容易接受約瑟夫·沃倫所宣講的，柏拉圖基於城邦和熟人社會以及家庭奴隸制所構想的5040人票主政治。
正如俄國曾經“既痛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又痛苦於資本主義不夠發展”一樣。
北美也經歷過本質一樣的事，只是表現出的形式不同。
老馬說：對民眾土地的剝奪，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
而墾耕殖民（這裡的殖民指的是類似北美這種，而非印度這種），卻是土地的大部分，屬於民眾所有。每個殖民者，都可以把那種土地的一部分，轉化為自己的私有，轉化為個人的生產手段，而仍無害於後來者和他們一樣的活動。
這，正是墾殖殖民地的繁榮與痼疾——對於資本殖民的反抗——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