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特和格倫維爾商討著四個家族同盟的未來時，這場宮廷鬥爭中的另一個主角，年輕的、這幾十年來第一個會說英語的國王喬治三世，正在和他的政治導師布特勳爵約翰·斯圖爾特，謀劃著繼位之後的權力問題。
布特勳爵師承博林布魯克子爵的思想，在英國這令人頭疼的黨爭問題上，他建議喬治三世打破黨派的分界。
尤其是打破“托利黨人不得入閣”的政治規則，從而避免“托利黨人的仇恨，和他們試圖引外國勢力來推翻漢諾威王室的傾向”。
這種傾向，是非常明顯的。
從漢諾威人來到英國後，托利黨人就受到嚴重的打壓。
從1715年那場“反對德國人來當英國國王”的騷亂之後，託利黨的紳士們第一次不能再像傳統上那樣，在陸軍、海軍、公務員和教會等公職中佔據優勢。
陸軍中的託利黨軍官被剝奪了佣金。
託利黨律師不能成為法官。
託利黨聖公會神職人員不能再成為主教。
託利黨商人被拒絕在任何大公司簽訂政府合同或擔任董事職務。
這種黨爭帶來的問題，其實很正常。大宋新舊黨爭，爭到最後，也是這樣，我上來就把你幹死、你上來就把我乾死。
雖然托利黨人，一直在標籤上，和支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的雅各布派劃清界限。
但是，實際上這種界限並不清晰。
實際上，如果後世去研究英國的歷史，就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小細節。
託利黨大家族的很多信件，作為後世的古董，1715年之前非常多；1760年之後就更多。
唯獨從1715年到1760年的這45年間，託利黨家族的很多信件，似乎出現了空白。消失了。
因為……這些信，很可能不是在聯絡路易十五、就是在聯絡查理十二、要麼就是在聯絡流亡的斯圖亞特家族的人。所以，這些東西，必須銷燬。
從階級的角度上講，英國此時仍舊是一個鄉村力量大於城市力量的國家。
託利黨紮根鄉村，作為鄉村士紳，在鄉村擁有極大的影響力。
但是，英國此時的推舉制度，以及按照宗教、種族和家庭收入是否達標來確定是否算人的標準，以及十分不合理的殭屍選區問題，使得託利黨無法在議會取得優勢。
簡單來說，英國此時的經濟結構，是鄉村勝於城市、舊鄉紳勝於新興資本和新貴族。
但是，新興資本和新貴族，透過邀請外國人來當國王、以及大量的錢來收買殭屍選區、以及國王對於支援斯圖亞特家族的託利黨下了禁止入閣的禁令，從而達成了一種和經濟基礎並不匹配的政治結構。
這種統治的一個標誌，就是1715年出臺的《騷亂法》：凡英人超12人之聚集，皆可視作暴亂。
因為鄉村普遍出現了對德國人當國王不滿的情緒，在喬治一世的加冕典禮當天，爆發了幾千人規模的騷亂。
之後更是衝擊了倫敦證券交易所，認為“股票和證券是輝格黨不道德的寄生和增長的象徵”。
“我們應該擁有自己的國王”、“真正的國王很快就會回來，德國人只能滾回去種蘿蔔”之類的呼聲，更是此起彼伏。
從1715年一直持續到1750年的持續不斷的騷亂、反叛、起義等等，一直都是托利黨人在背後操控。
喬治三世的爹，給了這些托利黨人一個希望。
他爹還是世子的時候，承諾說：要打破新黨舊黨的限制，內閣不再因為黨派之爭而排斥託利黨。
但是他爹還沒繼位就死了。當初託利黨的幾個領袖人物，也紛紛死在了喬治二世拉屎而亡之前。
喬治二世這輩子最大的喜事，也就是他兒子死在了他前面。
如果，一切按照舊的歷史軌跡，託利黨基本上就要消亡了。
因為歷史上七年戰爭英國大獲全勝，勝利掩蓋了諸多的問題，隨後就是印度那邊的殖民大發展，大量的白銀從印度運回來作為原始資本，工業革命開啟，鄉村不再擁有對城市優勢，最終城市在經濟基礎上支配了鄉村。
但現在，一切變得不同了。
斯圖亞特家族的人，還在外面。
直布羅陀之戰，英國全面恐慌。
對於歐洲戰局的參與，使得民眾對於“保漢諾威”的行為更加不滿。
而從1715年開始的託利黨禁止入閣的禁令，又使得輝格黨產生了分裂。
道理也很簡單。
既然託利黨都無法入閣了，那麼黨爭怎麼辦？肯定是輝格黨自己分開，自己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