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捧殺式的政治隱喻之外，劉鈺對於這場儒學爭論的態度，則是完全的置身事外。
一來他水平有限，根本沒資格摻和這件事。
二來就算他有，他也不敢。
大順皇權，不允許有個位極人臣的人，有“道統”。
因為大順皇權怕三樣東西。
造反的李自成。
解經的王莽。
軍權的趙匡胤。
而劉鈺本身對儒學的理解就遠遠不足，水平極低。
他把希望寄託在經濟基礎的改變之下，有大儒站出來解經。
至於他自己，則是用很標準的解構法。
拆掉儒學的體系，或者說他本來不懂儒學的體系。
尋章摘句。
斷章取義。
拿出來一句話，來做政策的合法性解讀。
至於說儒學道統、學派、孔孟、宋儒這些東西，他是“他們的話對我有利的，我就拿來用”。
屬於是把一個完整的、成體系的儒學，搞成了“名人名言”了。
故而關於孟子的爭論，他基本上是站在認為孔孟一家的角度去解讀的。
比如，土地稅改革問題。
反對他改革的人，認為劉鈺搞的稅率過高了，一點不仁義。算下來，其實平均稅率接近10%了。相對於前朝的三十稅一，這簡直是暴政啊。
而劉鈺就引用了孟子的名人名言。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劉鈺就直接搬出來孟子說事。
說三十稅一，是標準的夷狄做派，是夷狄那種幾乎不會行政管理、沒有完整管制、中央政府幾乎不管民生官僚的夷狄風氣。
夷狄，五穀不生，沒有城郭要營造、沒有宮室要維護、沒有宗廟要祭祀。也沒有百官、有司。
對地方几乎是不管不問的狀態，有了災荒也不救濟、出了問題也不管理，所以才能取二十稅一。
所以，孟子說，稅率過低的，就可以算作夷狄了。只是夷狄的程度是深還是淺的區別。
顧炎武說：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難道，蒙元不是夷狄嗎？所以，低稅率，就是夷狄的陋習。
因為夷狄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管理一個國家，不知道政府要管理基層，不知道要撫卹民眾，不知道要修繕黃河，不知道要賑濟百姓，不知道要有一整套的行政體系來保證國家的正常運轉。
值此大爭之世，西洋人若英圭黎人，已經跳出了夷狄的範疇，稅率基本在國民生產總值的14%，甚至於在土地稅上，更是收入一磅而稅四先令，行五一稅；法蘭西國只能把稅收到國民生產總值的7%，所以法蘭西國人口數倍土地數倍卻不能佔據全面的上風。
本朝如果不想做夷狄，就要加稅。
朝廷有錢，才能夠修繕水利、賑濟災荒、保養軍隊、平衡財富、開辦學校、保護小民。
只有把稅收上來，才能擺脫蒙元以來，所殘留的夷狄惡習。
難道孟子的話，是沒有道理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