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的話，已經說的不能再明白了。
改革，改變、變動、變法，得有目的。
那麼，在生員、科舉等問題上做文章，目的是什麼呢？
如果說，目的是為了選拔真正的、有才能的、懂實學的、所謂的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麼，到了縣學時候，再搞分齋教育，已經毫無意義了。
成為生員的平均年齡，最小也得個十七八、甚至二十來歲了。都這個歲數了，再從頭學那些已經嚴重分化的、專業化的學科？那能學出來什麼？
所以，改革絕對不能以教育更全面的人才為目的進行改革。因為那意味著要改變全國的科舉制度、改變全部的私塾教育為學校教育。
誰敢這麼改，誰死。
而且也根本沒錢這麼改，現在縣裡官學收的是生員，而考中生員之前的教育要麼是靠私塾、要麼是靠族學、要麼是靠自己家裡請的西賓、要麼是靠家學，很少一部分是靠義學。
要改成全面的學堂教育，別的不說，錢從哪來？少建一些，那麼誰能入學、誰不能入學？
這和劉鈺辦的那些實學的義學不同，那邊的義學，從第一天入學就講的很清楚：你們都是邊緣人，是做不了官、考不了科舉的。
而要是辦成從小學堂就開始的分齋式的、以經學為主的生員考試前的教育模式，是要考科舉、是要做官的。
再說了，像是治水、工程、建築、土木、軍械、農學、冶金、航海、測繪這樣的賤人之學，大順此時也並不缺這方面的人才。
既然改革絕對不能以教育更全面的人才為目的，那麼分齋教育這種就壓根不要去考慮了。
那麼，剩下的目的，無非兩種。
一種，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幾十萬特權生員在基層的控制力，徹底解決從明中晚期就開始的生員政治流氓化、地方勢力化等問題。
一種，就是假裝進行了改革，從而讓皇帝以為這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做出了很大的功勞，但實際上啥也沒變。
如果是為了假裝進行了一些改革，並不是以更好地選拔人才為目的，那麼其實搞這種官學的分齋教育，也無不可。
走個形式唄。二十歲，或者五十歲，考中了生員，再強制每個月學點別的學問。
這樣想，似乎是有些諷刺。
林敏嘆息一聲，說道：“我曾見過興國公派人整理的、西洋諸國對本朝的讚譽之詞。”
“有一神父名特里格者，言曰：科舉制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都是最完美的、全能的人才。要考察考生的意志是否衰弱、要考察他們是否對懲罰過於熱衷且嚴苛、要考察他們是否過於寬容然若無力、也要考察他們是否對處理公務漫不經心、還要考察他們是否敲詐百姓錢財、亦要考察他們在統治上是奇才還是庸才……”
“法國大儒名伏爾泰者，亦言：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國家的人民，他們的生命權、信譽、私有財產都會受到法律保護的話，那麼這隻能是中華帝國……如果任何一個省的官員在離任的時候，得不到萬民的稱頌，那麼這個官員一定會受到嚴重的懲罰。中華帝國的法律，是唯一珍視道德、私有財產、榮譽和人民生命權的法律。而這又和他們選拔官員的制度息息相關。”
“然而亭林先生卻痛陳選材之弊，慨嘆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之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為人生之所以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敵國外侮得而勝之。”
“天下文華之盛，在江南。江南文華之半，在江蘇。我實欲對生員選拔一事，有所作為，使得真的能夠為國選材。”
“既言縣學分齋之法，不過流於形式，那便罷了。”
“我只是覺得，江蘇省數萬生員，日後伴隨興國公改革的深入，恐成……恐成前朝宗室那般，成為地方之害、活之廢物。”
“他們存在，總要給他們找點事情做，使之有益於地方、有益於社稷、有利於名教才是。”
最後這番話，是站在一個儒生的角度，用一種很難說清楚的角度，來考慮這裡面的事。
他能當節度使，所以他瞧得起那些連個舉人都考不上、混了一輩子也沒法出頭的生員嗎？
內心肯定是瞧不上的，等級社會之下，學歷鄙視，身份鄙視，很嚴重的。
但站在一種說不清楚的角度，再看江蘇將來這些生員的命運，林敏覺得劉鈺純粹是要把這些生員當豬養起來。
蘇南的稅制改革和退稅制，換一種角度看，實則是試圖把生員變成朝廷的一條條狗。
之前的優免制和特權之下，朝廷和這些士紳、生員發生矛盾，只有“革除功名”這一個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