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君心難測，此時的情況就是最好的體現。
劉鈺不可能去問問皇帝，哎，你是不是準備在死前把黃河問題解決了？
畢竟，對皇帝來說，黃河本身是不能威脅到皇權統治的。真正威脅的，是黃河決口之後的“人”。
而皇帝覺得, 可能沒辦法解決人的問題，所以可能會琢磨著把人解決掉。
封建帝王，屠戮百姓，如屠豬狗，這種事很正常，變種的草薙而已。
理性判斷，一旦和皇帝這個在理性時代本不該存在的東西結合, 那就很容易產生極為可怕的後果。
明末混亂時代, 農民、賤民、礦工等, 用暴力給大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因之，會讓大順的皇帝儘可能維繫小農的生存；但一旦感覺可能無法維繫的時候，便很有可能扼殺於搖籃之中。
這不是沒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一開始，劉鈺聽著皇帝忽然談及輪臺詔，他心裡肯定是嘲諷加吐槽。
心裡嘲諷說，皇帝的腦子，頂天也就到那種不談生產力生產關係、期待幾個超人的良心，搞個什麼零之鎮魂曲之類的東西。死前發個輪臺詔，把國內的兼併問題緩解一下，讓太子去做“好皇帝”。
這當然要嘲諷。
但到了後面，劉鈺越聽, 就感覺味兒越不對。
凡事就怕對比，這味兒越發不對的情況下，劉鈺覺得, 這種類似“放水淹田改稻為桑”的手段，還不如一開始自己嘲諷的那種想法呢。
做事，肯定要算成本。
而做事, 怕也怕算成本。
投入成本，是為了目的。
關鍵在於，皇帝的目的是啥？
皇帝的目的，是百姓更好的生活？還是皇權的穩固統治？
大部分時候，二者似乎外表來看沒啥區別，但一旦面臨重大抉擇的時候，就會立刻露出本質。
哪怕不考慮生產力這種理性的因素，只是考慮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維繫小農生活這個目的，投入幾億兩白銀，也是值得的。
但如果只考慮皇權的穩固統治，實際上……是有成本更低的解決方案的。
鐵路的出現，的確讓皇帝增強了統治的力量。並且給皇帝塑造了另一種可行的方案。
一旦從京城到漢口的鐵路大致完工；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鐵路。實際上，黃泛區——大順的黃泛區，多半是後世的黃河下游流域，而不是原本歷史上花園口後的黃泛區概念——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圍的死地。
按照劉鈺設想的花錢移民的構想，這需要大約至少三五億兩、甚至更多的錢，才能解決。畢竟還涉及到幾千萬畝的耕地，挖黃河的河道, 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區, 因為黃河不能穿山越嶺加爬坡，水往低處流嘛。
並且其中必然夾雜著反抗、混亂、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
而如果皇帝真要搞點反人類的辦法，那隻能說，成本確實大大降低。
水一衝，死一波、殺一波。北以黃河新河道為壑、西以鐵路為牆、南以富裕鄉紳防止災民南下為忠、東以大海為弱水。
到時候，不但遷徙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少了許多遷徙的怨氣，順帶還能重新分配土地。
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大量遷民之後，於黃泛區搞中唐均田制，打造成為皇權的新堡壘，極大地增強皇權的力量。
並且，在鐵路出現之後，以及大順的財政狀況，這種想法，是真的有可行性的……
而且，不論是難度，還是對天下結構穩定的破壞，都比劉鈺一開始以為皇帝要搞的那種輪臺詔的手段，簡單多了、影響也小得多。
雖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這麼想的，可聽著皇帝說的那些話，劉鈺總感覺味兒很是不對，著實很慌。
於是乎，在皇帝聽來，劉鈺的這番話，讓皇帝略微有些詫異。
就劉鈺在阜寧、蘇北等地的手段來看，怎麼看劉鈺都是個激進的變法派。
皇帝萬萬沒想到，劉鈺竟然說出來一個相對來說最為保守、最為溫和的辦法。
雖然這個內部的保守、溫和，是以激進的對外擴張為基礎的。
說溫和，那自不必提，確實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