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皇帝的洋務運動式思維，本質上非常簡單：
即，封建頭子和一部分官僚，認為且認識到先進的武器和技術，可以有效地強化封建統治。
類似鐵路這種東西，和皇權並存，其實一點都不違和。因為大運河的兩千裡漕運, 之前就已存在，而且也絲毫不違和。
而對一個封建帝王來說，造反上位之前，內地嚴峻的社會矛盾，是他們可以利用的。
一旦屁股坐上了龍椅，實質上, 內地嚴峻的社會矛盾、土地矛盾, 其實對於皇家這一家一姓來說，到如同是個負資產。
或者說，是最可能威脅他椅子的力量。
包括這些年松蘇崛起的資本財團，大型的鹽場之類，在皇帝看來，這算個啥呀？一獄吏足以的玩意兒，比得過內地的農民起義嗎？
內部的矛盾，實質上已經大到了幾乎所有資源，都要用於緩解現有矛盾的地步。那麼社會的停滯也就是某種必然了。
包括劉鈺在內，大順朝堂之上，誰也沒有能力繼續維繫舊的社會，不斷平息緩和舊時代的諸多矛盾。
區別就是，皇帝希望引入先進的武器和技術，依靠外部的資金和財富，繼續壓制舊時代的諸多矛盾。
而劉鈺的思維, 則是我把舊社會本身給砸碎了，那麼舊社會的矛盾不就不存在了嗎？我緩解不了舊社會的矛盾, 那我直接把舊社會殺了不就完事了？新社會當然也有矛盾，但那是新的，需要用新的辦法去解決, 促進社會進步，沒問題。
非要說本質的話，皇帝現在的思維，其實和滿清末期靠著外部帝國主義勢力續命的思路，差毬不多。
都是引入一支之前傳統天下內不存在的力量，來壓制內部的矛盾，更有效地強化統治。
本質差毬不多，表現出來的區別，無非是這支“之前傳統天下不存在的力量”，把握在大順朝廷的手裡，並且可以透過對外擴張，強化這種力量。
優勢在於，滿清末期的洋務派，認識到了先進的武器和技術，可以有效地強化封建統治，並且也知道這些得需要工商之利。
而帝國主義在外，沒有外部市場；內部又因為這樣那樣的條約, 導致內部市場已經放開。所以他們的每一次“工商之利”，實際上都是在激化舊時代的矛盾——對內部小農經濟的舊社會而言，棉布是南通紡織廠產的，還是曼徹斯特紡織廠產的，是無區別的。工商之利，得有市場，外部市場又搶不到，只能和帝國主義一起搞內部的市場。
而大順皇帝則是在上次松蘇南巡之後，考慮到了這個問題，故而是擔憂松蘇等先發地區激化內部的舊矛盾的。
這也是為什麼大順皇帝支援對外擴張的原因，資本一旦轉起來了，旁邊就是龐大的內部市場，你不讓他吃，那就得給他在外面找吃的、找血食。
因為大順皇帝選擇了“依靠‘外部’力量，強化封建統治”的道路，那麼這個“外部”力量就必須要強大。而強大，就得不斷給他找血食，否則他就要往裡面吃了。
雖然皇帝可能並未能夠理論性地認識到這一切，但憑藉狡詐而老練的統治階級嗅覺，還是選擇了這樣的一條道路。
其實皇帝想教育太子的內容，總結起來，就是“記得自己是天子”。
千萬不要拿大順即將在印度的那一套思維，來搞內地，去做松蘇資本的“皇帝”，把內地搞成殖民地。那樣規模的大起義，你扛不住。
也千萬不要拿著舊時代的經驗，來搞松蘇東北南洋和對外貿易。最後搞出來個眾正盈朝的局面，吊毛的錢都收不上來，所有資源都用在維繫舊時代的穩定上，屁事也做不成。
在絕大部分的財政收入，都需要用來平息和緩解舊的矛盾的時候，修鐵路這種事，只靠舊的統治手段，是完不成的。
簡而言之，沒錢，沒資源，有限的財政都要花在舊時代的矛盾上。
隋煬帝能修大運河，但只能修一條，而且修完就炸了。
大順能修鐵路，而且看起來應該能修不止一條，因為他能從外部搞到錢、物資、糧食、布匹等等。
在皇帝看來，鐵路和海運的出現、快速發展，那麼平準、均輸，也就有了意義。
平準、均輸……【全國糧食價格基本穩定且統一、全國鹽價基本穩定且統一、甘肅的糧價和蘇州的糧價基本一致、大災之後各地快速運糧糧價仍舊穩定】，這本身，就是平準和均輸在封建社會之下的最高實現。
哪個封建王朝能做到這一點，四百年，問題絕對不大。
再加上鐵路可以實現皇帝預想的，把天下切割縱橫，讓農民起義只能困在一省之內的想法。
這個想法本身，就是封建頭子和一部分官僚，認為且認識到先進的武器和技術，可以有效地強化封建統治的洋務運動式思維的最高體現。
而這個問題再細緻一點，就是以松蘇為中心的新體系，囊括東北、南洋、朝鮮、日本、以及印度、歐美貿易的這麼個體系，所提供的稅金、資源、糧食，能否養得起一支20萬人到30萬人的精銳野戰部隊，可以透過鐵路和海運快速機動完成救火式的鎮壓；能否養得起一群依託這一切收入的事功之臣，確保一支完全寄託於皇權而非國內土地的人才群體？
顯然，現在看來，不但可以，而且可以。
至於說對內地的全面改革，皇帝心裡明鏡似的。改不動、改不了，湊合著過吧，改就容易照著王莽新政的方向上走了。
而皇帝既希望讓太子做個守成之君、又告訴太子做事就要做到底不要半途而廢要有自己的主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