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爭論，當然也是啟蒙運動的一種。
只不過，俄國的統治方式、貴族勢力，使得沙皇沒辦法對各路言論下死手，都是自己人。而蹲在村社裡除了打仗基本沒見過外面世界的農奴，自然也就沒機會參與這場爭論。
於是，可以預見地，沙皇解決不了問題, 又因為都是親戚和關係戶也不能解決討論問題的人，必然會搞出來養蠱似的爭論。
溫和派，最終會湮滅在養蠱風格的各種極端派之下，最後炸個死無全屍問題不大。
而羅蒙諾索夫的第二封奏疏，就可以看出這種極端化的苗頭。
此時歐洲的絕大多數大學，是不可能不設定神學系的。
包括盧梭寫徵文的第戎學院，建立是經過教皇英諾森十三世的“御”批，才建立的。
而英國這邊，今年也批准建立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前身，而這個大學就是個純粹的神學院；殖民地自己建立的普林斯頓大學，也是標準的基督教曙光長老會長老培訓班。
這種請求批准建立莫斯科大學，同時又要求莫斯科大學根本不設定神學院的奏請，本身就是極端激進的，甚至激進到在歐洲算是驚世駭俗的地步。
在奏請書上，羅蒙諾索夫附上了一首小詩。
【各種神奇的科學，越過高山、大海和江河。科學把手伸向俄羅斯, 對偉大的君主說：科學願意竭盡全力，把純粹智慧的新成果，交給俄羅斯的人民】
在這首小詩下面的辦學請求中, 羅蒙諾索夫這樣建議：
大學不設定神學系。開辦之初, 設定法學系、哲學系、醫學系、數學物理系。
大學面向所有納稅階層招收學生。
大學設定預科班，面向受教育不足的非貴族學生, 包括農奴身份，在預科班接受教育後再轉入大學，從而避免貴族弟子壟斷大學名額。
這些大膽的建議，得到了批准，並且很快營造出一種欣欣向榮的、當然也或許是曇花一現的景象。
很難說，是成功還是失敗。
於羅蒙諾索夫，他從未否認過自己是個農民的孩子，沒有貴族身份，並將此視為俄國擺脫愚昧的象徵。
然而在他的辦學理念下，以及他試圖營造的這種“有教無類”的啟蒙思潮下的第一批受益者。
比如農奴出身的著名畫家，費奧多爾·羅科托夫。
他進入彼得堡藝術學院的時候，身份還是農奴。
當他從學院畢業，融入上流圈子後，很快就有一個“他是某位貴族的私生子”的流言在上流社會流傳，尤其是他給女皇畫完肖像之後，更是升格為了“他大約好像或許是戈利岑公爵的私生子”。
這事兒吧，其實大順這邊，從形式上也差不多。
從明朝開始, 編族譜的事兒，就層出不窮。
但形式相似，意義卻大不一樣。
中國的歷史太長了，姓氏分離，以及從漢高祖布衣斬蛇之後，每隔一二百年就來一波階級流動。
百家姓，從趙錢孫李，到第五言福……往上編族譜，哪個姓還沒有個三五個達官顯赫？哪怕是生僻的第五姓，還有東漢帝國大司空第五倫、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第五琦。
就大明、大順來說，自己姓啥，往上攀附，找個當過大官、貴族的祖宗，只看你願意出多少錢給那些生員考證。
這玩意兒，當所有人都是“貴族”、“顯赫”的後代的時候，就等於所有人都不是。
所以，即便形式相似，但實質大不相同。
但不管怎麼樣，標準俄語語法，和沒有神學院的莫斯科大學，都是俄國特色的啟蒙運動的開啟標誌。
同樣的，類似的這種各國特色、依託各國傳統和歷史、不同的經濟基礎、不同的情況的啟蒙運動，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國迸發著。
在普魯士。
腓特烈二世，此時正發起“征服自然運動”，要以人對自然的征服，不費一槍一彈，得到一個新的省份。
開發運河，抽乾奧得河沼澤的水，遷徙了大量小農前往奧得河沼澤區、殘酷鎮壓了奧得河沼澤排幹墾殖運動裡受損的漁民階層，為普魯士增加了大約兩萬戶小農階層，並提供了穩定的兵員和稅源。
原本歷史上，這場依靠科學征服自然的奧得河沼澤征服運動，負責“測量資料、成本核算和利潤計算”的人，是尤拉。而現在，總負責人，是工程師馮·希姆萊。
科學與數學，不再是國王王冠上的點綴，亦離開了純粹的戰爭，而是開始應用在對自然的征服上。
在瑞典。
在大順參與建造了大順科學院的瑞典東印度公司職員錢伯斯，回到瑞典後，應瑞典國王的要求，為瑞典王后璐維莎·尤里卡，在斯德哥爾摩郊外的德諾丁爾摩，建造了“中國宮”作為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