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資本需求所發展起來的工商業裡，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東西，那就是東北的高粱酒。
準備返鄉的搭車人，原本並不喜歡這種高度的蒸餾酒。但他在營口等待開船的這幾個月，並沒有機會喝到家鄉的黃酒。
不是沒有，而是比較貴。而這種高度的蒸餾酒，相對而言，非常便宜。
他雖手裡有塊大金子，但畢竟是苦出身，還想著買地當地主呢，自是捨不得花這個錢。
淘金的時候，他就已經習慣了喝這種高度的蒸餾酒。現在想起故鄉的味道，覺得只能回老家之後，找到弟弟，老婆孩子之後，再嚐嚐家鄉的酒了。
這是他個人的微觀感受。而在更宏觀的層面，這種高度的蒸餾酒，也是大順在江蘇初步工業化的一個標誌。
作為資本種植大豆業的副產品——這源於大順繼承的兩年前的農業技術，不可能搞那種三圃制、休耕制，而是採取壟作制換茬的方式——以及黃淮地區從明中期為了治水河堤而發展起來的高粱普及和高粱酒釀造，和大豆製品有個顯著的區別。
大豆種植的資本投資，單純地源於蘇北的需求。
而高粱酒產業，既源於初步工業革命地區的需求；也是因為生產出來之後的反向作用擠佔了其餘競品的市場。
道理也很簡單。
江蘇省這些年的初步工業化，造就了大量的底層百姓。
這和原先不太一樣了。
原先，也就是十幾年前、七八年前的時候，那真的是蘇南小手工業者的黃金時代。
努力幹幾年，或者手裡有技術，比如織布織的好，是真的有可能達成階級躍升的。
然而，以紡織業為例。
當劉鈺為首的資本壟斷集團控制了長絨棉和棉紗、當腳踏鐵輪織布機開始普及之後，想要從織工躍升為機戶，已經不太可能了。
初步工業化、揚州資本的南遷，使得底層的身份逐漸固化。
底層，比如織工、紡紗工、碼頭力工、梳棉工、脫脂工、染工等等，基本沒啥階層上升的可能了。
但同時，又因為大順的對外擴張、資本富集、糧食控制，使得初步工業化地區的吃飯穿衣問題基本解決，尤其是城市。
但也就是吃飯穿衣基本解決了，往上爬又不太有可能爬的上去。
加上大量的海軍退役水手湧入城市，六七成精神病人的水手基本都有酗酒的習慣。大順開發南洋，大量的甘蔗種植園配套的甘蔗渣釀酒，也使得這種烈酒習慣，很快在初步工業化的城市普及。
底層基本靠廉價的酒精，來麻醉自己，來緩解每天的疲勞。
反過來，作為大豆種植副產品的高粱，又沒辦法作為大宗商品糧——吃不起飯啃地瓜南瓜野菜度日的人，買不起高粱；買得起高粱的人，不太可能去吃這破玩意兒，吃米吃麵粉。
本身因為大順下南洋的甘蔗種植園帶來的甘蔗酒產業已經鋪開了烈酒消費的市場習慣，高粱酒又很快擠走了不是很適合大順這邊口味的甘蔗酒。
底層對生活的絕望和自我麻醉，鴉片之類的東西又嚴厲打擊，自然而然地大量烈酒充斥著初步工業化的城市底層人口。
而酒類，在這裡也承擔著一個“替罪羊”的角色。
初步的工業化展開，城市也就產生了大大小小的問題。更多的還是諸如劉鈺在江蘇搞得佃農民不聊生的改革，使得大量人口湧入城市，治安惡化、偷竊搶劫、黑幫毆鬥等等，標準的工業化早期普遍問題依次出現。
大順不是正兒八經的宗教國家，也沒有經書說不準喝酒。
但，酒終歸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畢竟商朝亡國，就源於“聞殷述令，唯殷邊侯田，越殷正百辟，率肄與酒，故喪師”的喝酒問題嘛。
所以新的矛盾、新的問題、底層城市人口的絕望、劇烈變革下的城市人口激增等等問題，酒就成為了一個很好的替罪羊。
士大夫們找不到問題的本質，也無法理解社會到底是怎麼執行的，更不明白現在這種奇幻狀態下的生產力提升卻又道德敗壞、百姓收入提高卻反倒出現了希望又開始絕望的城市問題該怎麼解決。
於是一些人就把問題，或者說為了影射劉鈺在行殷商之政，大順有復殷商亡國之危，把諸多問題定在了烈酒氾濫上。
但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城市烈酒氾濫，恰恰是早期工業化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早期，幾乎是在全部先發國家的內部，都展開了傳統道德回潮引發的禁酒運動。
並且這場工業革命所引發的酗酒運動，廣義範圍來講，從此時英國的杜松子酒禁令、到後續的茶黨禁酒運動，再到後世中國八十年代的假酒死人問題和印度二十一世紀的假酒死人問題，也算是這場廣義的工業化社會轉型期酗酒問題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