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中的諸多根源，其實也說明了，前朝大明的那一套體制，對一個王朝而言，是成功且生命力頑強的。
只是過於成功，生命力過於頑強，在時代發展帶來種種問題的時候，又難以解決。
最終跳出窠臼的人折騰了一圈，發現卵用沒有，最後整個士大夫階層在反思之後，全面反動。
如果加上一個理想化的濾鏡，大明初期的加上理想化眼鏡的體制到底是個什麼樣？
只看底層的話，其實理想化的去看，就是試圖搞鄉村自治，由讀書人等作為鄉賢，教化百姓，重視鄉約，遏制豪紳。
泰州學派在兜兜轉轉搞了一圈之後，伴隨著李贄之死，剩餘的人很快又重新轉回了懷念之前體制的狀態。
這種糅合了神秘主義試圖將儒學宗教化的嘗試，也正是圍繞著“鄉村自制、重視鄉約、教化百姓”而展開的。也就是“各安生理，無作非為”，效《六諭》而更加的接地氣。
如果只看鄉約加鄉村自治本身，往往會產生一種錯覺，好像這東西很好呀，很多東西放到以後也不過時。
隨便拿本地的幾條鄉約看看，都很美好。
譬如婚嫁，鄉約說：凡結婚姻兩情相好，兒女相配，此誠百年緣分，聘娶禮不必較其厚薄，量力行之，嘗見平日相好，後因計較財禮，反傷情義，女家需索者，固為可惡。男家力可為而慳吝鄙俗，尤為薄劣。若盛時結親，或後一貧一富，男家力歉，女家頗過，即量力自備衣物以完兒女之債，倘兩家力乏，不能成親，其至厚親友當相助之，無使有怨女曠夫，此亦厚道也。
意思很明確，反彩禮、反嫁妝，重在緣分，不要管聘娶禮的厚薄，量力而行就好。
再比如酒宴，鄉約說：酒席先年尚簡物薄情真，近來侈靡杯盤羅列，堆積滿案，殊為可厭，今後每大會二人一席，常會四人一席，餚止五簋果止四碟五碟。止行蔬菜不拘倘有客相留，小坐出家中，見有者一菜一魚，不嫌於薄，舉杯相酢，無用巨觴，所謂客亦可來，主亦可辦，且會可常繼，而俗不淫湎也。
意思也很明確，反奢侈，反浪費。四人一桌，五個菜；小聚會的話，兩人就一菜一魚，用小杯喝。
還有諸如走親戚不要拿太多的禮，見面稱呼要尊重，要尊重老人，要家庭和睦……
基本上，都是圍繞這一套東西來的。
看著都挺美好的。
但現實是，真正的問題一點沒談，“吳中之民，有田者十一、無田者十九”，避開經濟問題，避開所有制問題，空談一堆永恆的道德正義、禮儀風俗。
這奇幻程度，簡直堪比日帝都九一八了、百姓都把稅交到西曆2000年了，然後試圖以新生活運動和鄉村自治建設來解決問題。
應該是，一貫以之、一脈相承。
鄉約、鄉賢、鄉村、鄉治，透過《六諭》和後續的六諭變種，試圖維繫鄉村的穩定，教化百姓，最終內聖外王。
故而，對這些人，劉鈺是不在意的。
他們是大順皇權最喜歡的基層自幹維穩員，鬧騰不起來。
指望他們組織百姓，均分土地，暴力反抗，那還不如相信死後真有天堂呢。
江南地區鬧騰的主角，要麼是前朝的奴變那種奴隸或者礦工，要麼是城市的手工業者。
前者是一無所有要砸碎一切；後者是生活集中稍微煽動一下就能像軍隊一樣組織起來。
他已經把鹽戶內部進行了分化瓦解。
而更大的層面上，假裝“公平”的票法改革，又把大鹽引囤商和小鹽商、運輸銷售商，進行了分化瓦解。
這些本地望族擔心這件事引發貧民暴動，或者說擔心由鹽戶問題，引發無地百姓或者佃農的反抗。
他們的心態，還是很容易把握的。
擔心劉鈺手段過於粗暴，到時候直接宣判，場商、豪紳、大族手裡從鹽戶那裡兼併來的草蕩，契約有效。
然後鹽戶反抗，這幾乎是必然的，因為這是一無所有的剝奪。鹽戶反抗，最終引發鄉村無地百姓、失地百姓的反抗和暴動，渴求均田、均草蕩，那就麻煩了。
但要說讓他們放棄草蕩，分給鹽戶，那他們肯定也不會同意。
故而才不斷提醒劉鈺，把軍隊調過來。
一旦苗頭不對，立刻彈壓，將火焰燒開之前就把火苗撲滅。
而且他們其實很害怕把百姓組織起來，尤其是把事情弄得越來越大，參與的百姓越來越多。
對於之前發生在縣城的鬥毆，這些豪紳大族情緒都很穩定。
這種事見多了，其實就是類似黨爭，都在可控的範圍之內，真正決定勝負的還是那些專業的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