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人的名，樹的影。
劉鈺來淮南不是巡查墾荒，而是來查辦私鹽案的訊息，一經傳出，和墾荒公司有爭執的場商，頓時就慌了。
因為……阜寧也在黃河南邊，距離這邊並不遠。
他們知道劉鈺是真敢殺人的，而且會“網羅罪名”去殺人。
雖然那些煮鹽的灶戶、灶丁還在外面鬥爭，而這些場商卻已經準備投降了。
只要他們投降，剩下的事就好辦了。
或者說，剩下的事，至少理論上可以算作“依法辦案”了。
也就是說，只要這些場商選擇了投降，那麼劉鈺理論上就可以出動軍隊了。
這裡面的糾葛，就要從大宋建炎二年扒黃河大堤開始，再到朱元璋建立大明建立了嚴苛的灶戶制度，再到商品經濟發展這種嚴苛的人身控制制度撐不住了說起了。
范仲淹修范公堤，不會閒著沒事幹，在距離大海百餘里的地方修。
黃河南遷，海岸線不斷東移，這是整個的地理大背景。
然後還需要知道兩個背景。
第一：淮南煮鹽，不是用海水，而是用淤泥地的鹽。靠的是大海海潮上漲，鹽潤土地，再把土地裡的鹽用草灰富集，用水溶化再煮。
第二：這些草蕩，不是耕地，所有灶戶都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
這兩個背景之下，有些事的出現幾乎就是必然的。
明朝前期，控制力還算不錯，灶戶作為國家的“佃戶”，煮鹽。
每個灶戶都有自己的草場——他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這和耕地不一樣，這些煮鹽地的所有權是歸屬朝廷的。
海岸線不斷東移，能夠煮鹽的淤土也不斷東移，浸潤泥灘的海潮，在明朝開國時候使使勁兒能衝到范公堤，而現在除非有風暴潮天災，否則得多大的勁兒能衝一百多里？
所以，明朝的灶戶體制下，不談什麼小生產者是生產力低下之類，只說最基本的東西。
海岸不斷東遷，需要一個強力的政府，每隔一段時間考察海岸東遷的情況，然後將灶戶也一併東遷，重新劃分煮鹽的燃料草場。
比如說，甲這個灶戶，這幾年發現，自己場內的淤土已經沒辦法煮鹽了。而海岸不斷東遷，東邊也長出來荒草蘆葦地了。
要注意，如果這時候，甲這個灶戶不經朝廷允許，就去東邊煮鹽，這叫“私煎”，是私鹽，是犯罪。
那麼，這就需要一個非常強力的中央政府、以及一個非常強力的基層官僚機構，透過每隔幾年一次的統計，由朝廷的核算部門重新劃定每一個鹽戶的遷徙。
所以……所以，這一套東西，是必然要崩的。
大明要是有這樣的行政能力，別說一個薩爾滸了，二十場薩爾滸也打得起。
因為沒有這樣的行政能力，而鹽又是國家運轉所必須維持的。
這種情況下，商人階層就會必然出現，由商人組織鹽的生產。
換句話說，就是由商人的資本，消滅小鹽戶小生產製度，雖然生產力上沒有革新技術，但調整後的生產關係是可以維繫鹽的產量的。
由商人的逐利性，戰勝了朝廷統計和分配的滯後性。
由此，也就產生了一個“其實不合法、但實際上大家都預設其合法”的特殊群體。
比如說，海岸東移，在朝廷鹽戶草蕩範圍之外的一些草場，這裡其實比被海岸線甩在身後的原來鹽場更適合煮鹽。
那麼，商人出資，承包這一片草蕩，然後他們煮鹽生產。
每隔一段時間，朝廷這邊考察鹽場，需要“升蕩”——也就是，將原本非鹽戶草蕩而無主草蕩，升格為有煮鹽價值、並且課稅價值的草蕩——的時候，鹽商會非常主動的繳稅。
因為，如果他們不交稅，那麼他們就是搞私鹽。
而如果他們交了稅……要搞私鹽，一定不能全搞私鹽，那是沒事找事作死。必須要有官鹽生產許可，至於私下裡搞多少私煎，這就叫摻在一起渾水摸魚，最是難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