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到一省節度使的，自不是書呆子。
不過有些話也不要說得太明白。廣東節度使雖然說鴉片一物有大害，但他也不覺得這是天大的事，提前發現控制住就好。
即便皇帝讓他查辦，那也只是該查辦查辦、該上疏表態說此物大害就上疏，在它看來事雖大，卻好解決。
他和劉鈺說這些的言外之意，就是朝廷的稅法有問題，這才是朝廷真正要解決的大事。
本身若能延續一條鞭法，完善一下，確保朝廷徵稅之後，地方不再加徵，然後中央和地方分稅，這就很好。取消徭役，完善募役法，配合取消丁稅，正合適。
但他不會說出來的。只要說出口，就要得罪人。
得罪的甚至不只是那些利益相關的人。
甚至可能直接得罪皇帝：這麼搞，肯定要明面上加稅。哪個皇帝不想著史書上記一筆，輕徭薄賦、三十稅一？但地方所需不攤派、算在國稅裡收上來再分，就不可能三十稅一。
從明朝開始就知道，朝廷一直在搞君子遠庖廚、掩耳盜鈴那一套。但就和琉球問題一樣，誰閒著沒事幹揭開這畫皮啊？
堵上耳朵、假裝不知道。
當三十稅一的好皇帝不好嗎？
幹嘛要當十而稅一的暴君？
現在他這麼和劉鈺說，其實要說的更明白點，就是在提醒劉鈺，不要做“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美夢。
戶政府又不給錢。
地方怎麼鼓勵遷民？鼓勵有個卵用？靠鼓勵能遊過大洋、鼓出種子耕牛？
再者說了，就戶政府收那幾個子兒，稍微遇到災荒和戰爭就不夠用，估計也給不起。
現如今那鴉片販子把蒙皮揭開了，幾十萬人的生計要解決，之所以要低調處理，不還是考慮到朝廷根本沒錢嗎？到時候不低調處理，也不給錢，朝廷的臉往哪放？
廣東節度使心道，這事雖說我覺得是對社稷有好處，並不認為遷回廣州是好事。但惹出來的麻煩，畢竟不是我惹出來的。現在你卻叫我幫你解決這些無業百姓下南洋的事，你又不給錢，我怎麼解決？
又想，反正我話說明白了，好處壞處都說了。你要是真急眼了，要上疏陛下搞政績考核掛鉤，到時候激起民變，那也和我無關，我可是提醒你了。
總之，情面給到了，事情我不辦。
朝廷承認貿易中心北移，確實出現了無業流民生計問題，我可以辦，地方加派一些稅，給他們解決了。
朝廷不承認這件事、假裝不存在，我就不管。出了事朝廷出錢鎮壓，反正不是我攤派加稅引起的，責任找不到我頭上。
要不然，朝廷不承認有事，我卻主動加派稅去解決，萬一沒解決了，出事了。那到底是你的責任？還是我加派稅導致的？那可說不清。
事情沒辦之前，應該先把鍋分清楚。
不然，便是，寧無功，毋有過。
哪怕戶政府就明說了，沒錢，不撥錢；內帑也說了，沒錢。只要皇帝或者天佑殿，或者你興國公背這個鍋，自己就可以辦這個事。沒錢，大不了加派嘛。
但既不給錢，也不背鍋，自己是斷然不辦的。
再者說了。
商路變動、貿易中心北移，好處誰拿了？
大部分好處都歸於內帑了，在廣東留了一堆爛攤子，按理也應該是內帑出錢。
總不能說，好處內帑和入股的勳貴們拿了，然後爛攤子讓戶政府太倉國庫銀子收拾吧？
這本就不合道理。
況且國庫戶政府也不出錢，那豈不就還是讓他們這些“基層”地方官來解決？不出事便罷，一旦出事，他們這些地方官“亂攤派”，是不是正好就是個平息民怨的藉口？
借地方官之頭顱一用不提，曹孟德最起碼還汝妻子吾養之呢，這要是被借頭了，只怕妻子都要戍邊流放。
這就不是虎兕出於柙的問題，而是刺人而殺之說非我也兵也的問題。
這種話，點到即止。
劉鈺也不好意思樹大旗、講道理。因為這種事一旦開始講道理，那大順的合法性就沒了——你大順有這麼原因、那般理由，大明難道就沒有這般原因、那般理由？怎麼不見你李自成、李過、高一功、李來亨老老實實體諒朝廷？
是以，大順自復京城鼎定天下後，對一些事，都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態度。
這是大順特殊的政治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