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達維亞港口處，在巴城有頭有臉的華人代表在這裡翹首以盼。
香爐、香案、香車之類的迎接欽差的必備之物，都已經準備停當。
只不過這裡面的多數人，對於朝廷派欽差前來，只能說是一種無所謂的態度。既不激動，也不抗拒，想象中簞食壺漿見王師而來痛哭流涕的場面，至少現在不會出現。
都說南洋的華人富庶，這話說的既對、也不對。
對，是說巴達維亞一共21種包稅，華人包了18種；巴達維亞一共200多個糖廠蔗部，華人擁有195個；巴達維亞從大米到魚蝦、從菸草到酒水、從醬油到針頭線腦、從賭場到妓院，幾乎全掌握在華人手裡。
只要巴達維亞城外的華人，不算人，那這句話就是對的。
但如果城外那些在甘蔗園、香料園做奴工的華人也算人的話，烏衫黨、無褲漢也算華人的話，這就不太對了。
朝廷這一次是拿了錢，替交不起人頭稅的華人交了三年的人頭稅。
現在心向朝廷的，是城外的華人，但城外的華人並沒有來迎接欽差的資格。
而對城內的華人而言，朝廷既沒有幫他們交人頭稅，又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當然不知道劉鈺將一場大屠殺化為無形，自是對朝廷的感情不深。
大順內部有句話，叫流水的縣官，鐵打的老爺。這話在大順說，就對的不能再對，錢從地來，控制的土地就是鐵打的。
但在巴達維亞，這話就不太對。最起碼，朝廷沒有表態說，如果朝廷下南洋，依舊採取荷蘭舊制，制度百年不變。
缺了這句表態，包稅的上層華人對大順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大順的稅收制度，可不是包稅制，而且作為一個傳統天朝，對於地頭蛇向來是要狠狠打壓的。
大順確實惹不起大順的地主，那是王朝的經濟基礎，但商人嘛，卻絕對惹得起。
同樣是欽差大臣，在大順內部，有資格迎接的，是鄉紳。是地主、家裡出過科舉人才的、或是退休官員，但肯定手裡幾百頃地是有的。
而在巴達維亞，有資格迎接的，是豪商、包稅的、放貸的、跑海的、經營糖廠種植園的。
這就是區別，兩邊經濟基礎的區別。
碼頭上，連富光等甲必丹、雷珍蘭，眺望著遠處的海面，內心也是惴惴不安。
上一次史世用等人前來巴達維亞，給這些上層華人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比如把城外奴工起義，定義為打漁殺家、官逼民反。
這就讓甲必丹、雷珍蘭們不得不嘀咕。
朝廷說這一次要來宣慰華人、保護華人的權益。
那麼，華人利用包稅權壓榨華人，算不算華人的權益？華人利用人頭稅漏洞走私華人奴工、壓榨華人奴工、敢鬧事華人就告訴巴達維亞政府抓走華人，算不算華人的權益？
華人因為包稅權被包稅的華人過分壓榨而渴求少交稅給華人甲必丹，算不算華人的權益？華人奴工對壓榨他們的華人糖廠老闆不滿，為了要真錢不要鉛幣而打砸甘蔗園逼迫給工資，算不算華人的權益？
如果前者是，那麼後者就不是；如果後者是，那麼前者就不是。
歸根結底，朝廷要宣慰的華人，是哪一批？
是包稅的、放貸的？
是小手工業者、賣貨的、小商販？
還是城外人頭稅都交不起、飯都吃不上的烏衫黨、無褲漢？
如果歷史上的紅溪慘案發生了，那麼大順宣慰華人，華人就是一個整體，華人與荷蘭人之間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
但現在，紅溪慘案沒發生，只有劉鈺知道自己消弭了一場災難，那些本來會死在慘案中的上層華人不知道。此時華人就不是一個整體。
現在朝廷就來了一句“宣慰天朝海外謀生之民、皆朕赤子、出海求活實屬無奈”，又加上上次史世用等人對奴工起義的“造反起家的大順之特色的政治正確的讚許”態度，也實在怨不得這些前來迎接的華人對華夏的欽差大臣充滿憂慮。
終究，大順是個造反起家的王朝，當初也喊過均田免糧的口號，著實可怕。
茫茫的海面上終於出現大順艦隊的桅杆時，連富光整理了一下衣衫，深吸一口氣，與身邊的雷珍蘭們道：“諸位，此番天朝欽差前來，是福是禍，實在難料。咱們需得齊心，不可各有心思。”
“此番來的大人，名號咱們都聽過，那是個狠人，征伐東北西北倭國的大將。聽聞此人在倭國就行仁義之政，這對我等可不是個好訊息啊。”
“仁義二字，最是深邃。”
說話間，先露出的桅杆漸漸變長，終於浮出了船身，戰列艦的巨大船身劈開海浪，朝著港口這邊駛來。
比起上一次饅頭去斯德哥爾摩乘坐的那艘大商船，這艘戰艦帶來的震撼更大。
這些曾目睹荷蘭人戰無不勝的華人甲必丹雷珍蘭們，第一次看到原來世界上有比荷蘭的武裝商船更可怕的戰艦。
戰列艦，與war&nan 出品的七省標準武裝商船艦，他們不知道具體區別在哪，但卻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大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