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激進派政客，需要一個五年平俄的政績；東印度公司董事選擇利潤分出一部分而不是破產；大順需要的開啟歐洲市場站住腳並且願意付出一定的代價。
三方稍微談了談，在某種底線上已經達成了一致。
底線可以接受，卡爾卻不能立刻給出確定的答覆。
他現在還不是國務大臣，即便他很有信心，自己的激進派能在今年的國會中執掌大權，可現在畢竟還沒有。
名不正，言不順。
該走的流程還是要走，卡爾心中冒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自己可以給東印度公司設定一個底線。
如果，一切順利，自己的激進派在今年掌控了國會，那麼自己就可以承認卡姆比爾在中國的談判。
如果，出現了意外，那麼卡姆比爾在中國談判的條件，並沒有法律效力，瑞典可以直接不承認。
在政客看來，如果瑞典出爾反爾，大順有反制措施，可以斷絕貿易、加增瑞典的出口關稅。
但那不重要。
相反，如果出現了意外，激進派在這次國會召開中失敗，那麼所有的責任都是現任的國務大臣阿維德擔著。
這無疑是一個一舉兩得的手段。
先斬後奏，造成既定事實，國會可以後期追認認可。
如果換屆成功，等卡姆比爾從中國回來，他這個激進派的新國務大臣，就可以作為一項自己的政績宣傳：看，是我達成了瑞、法、中的反俄同盟，是我守護住了東印度公司股東們的利益。
既然卡姆比爾找到了這裡，顯然在東印度公司的內部，已經達成了某種共同意識。
和英國、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不同，瑞典的東印度公司賬本是不公開的，船到就直接銷燬的。所以根本不需要面對洶洶的、數量眾多的小股東。
只要大股東們同意，小股東們是翻不起什麼浪的——他們連利潤到底是多少，都無權知道，只要確保自己的收益高於荷蘭國債或者英國國債，就值得投。要不然，在瑞典，留著錢還有什麼可增值的投資方向呢？總不能向國王學習，在瑞典養蠶吧？
卡爾·吉倫特博格心中的這個大膽的想法，就像是春天發芽的蕁麻，很快佈滿了心間，用那些劇毒的毛刺驅趕走了其餘的雜草。
至於那些造船業主，這是可以用錢搞定的。而這筆錢，可以作為談判的條件，由大順的商人出，以作為遊說國會的資金，以便修改壟斷權條例。
斟酌片刻後，他認定饅頭只是在傳達某種意圖，確實沒有最終談判的資格。
於是請饅頭先離開，只留下了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卡姆比爾，商談這個私密問題。
“考林爵士，你既然作為對華交涉的全權代表，國務大臣給你的底線是什麼呢？”
此時還不是國務大臣的卡爾詢問了一下，這應該算是一個秘密，有些事是不能夠公開討論的。
“國務大臣並沒有給我具體的底線。他說只需要讓我對國會負責、遵守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條例。這樣的談判，必然是毫無意義的，也定然是會無功而返的。”
“如果我遵守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條例，那麼就意味著：中國的商船不能參股，只能在瑞典建造；中國商船的船主，必須接受瑞典的軍職，在戰時受控於瑞典海軍……顯然，這是順帝國不能接受的。”
“他們不能接受，就必然採取反制措施。加增對瑞典的出口關稅、增加瑞典船隻入港稅、甚至封閉瑞典商館。”
“國務大臣的底線，模稜兩可，一切責任都是我來承擔。”
卡姆比爾腦子很清醒，現任的國務大臣阿維德不想背鍋，給的這些個底線，純粹扯淡。
既要不違背瑞典法令，又要保證東印度公司存活，這不是扯淡是什麼？
無論他在中國那邊達成了什麼條件，到頭來都是錯的。
允許中國商人入股，那就違背了國會；不允許中國商人入股，那就造成了公司倒閉。
國務大臣倒是不用擔責任，可以詰責他，這種事實在是幼稚的政治。
給他的頭銜是對華交涉全權代表，可他能交涉什麼？後面的繩子拴的這麼緊，往左走是死、往右走也是死。
故而卡姆比爾根本沒有指望在現在的國會中糾結，他把所有希望都寄託了國會改組，支援激進派上位，趕走阿維德，換一個和東印度公司走的更近的政客，也就是眼前這位卡爾·吉倫特博格。
故意透露出的無奈，在等著卡爾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