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讓皇帝心生猶豫的奏摺，這些天一直在皇帝的手邊，皇帝也做了一些批覆。
“你還是個娃娃，懂得什麼？想的還是太少。”
“你既說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朕早就叫你思考，何以為體？何以為用？”
“體者、道也；用者、術也。至於兵戰之事，亦是如此。為將者用術、為帥者用道……”
洋洋灑灑的一大堆批覆，總結起來就一個意思：
你個小孩子還是想的太少，格局眼界也就是個將軍或者一方督撫節度的格局。雖然你的戰爭之“術”學的很明白，可是戰爭之“道”卻是還沒到火候，以後不要只看西洋學問，多學學孫吳、縱橫等學問。
像你說的這麼打，一個一個的啃下羅剎的城堡，這得用多少時間？九月就要下雪了，到九月能啃下來幾個？天寒地凍的時候，朕拿什麼去挖之字壕？讓將士拿牙啃？
這邊的戰事不快點結束，羅剎人難道不會和準噶爾接洽嗎？準噶爾一旦在西北配合，國朝就要面臨兩線作戰的危險，到時候又怎麼辦？
戰爭在開始打之前，就要先想到怎麼結束。
如果只是個將軍的格局眼界，你說的很對，既體恤士兵，又能以正兵破敵。但放在一國之君眼裡，你寫的這些東西就是有用的廢話，朕必須要在明年結束對羅剎的戰爭，更主要是要讓蒙古看到大順已雷霆之力快速擊敗了羅剎國，所以你那辦法不能用。
至於你說的什麼等到日後再打，更是無稽之談。就以前明為例，不要說叫門的英宗，就是建文帝，那是朱元璋所期盼的嗎？誰能預料身後的事？誰又能保證日後遼東人口滋生的時候一定是個明君在位？
把劉鈺“批判”了一番後，又在批覆的最後寫道：“待你歸來，入上舍而選龍禁，常在朕身前，朕當常開導開導你才是。”
看上去批判的話挺多的，實際上李淦對於劉鈺還是很滿意的。
整體的語氣，也更像是一個對後輩有所期待的大人對小孩說的話。
奏摺上，潛入羅剎城堡、偵查發現有日本人和船、猜測探險家要去測繪黑龍江下游到日本地圖、準備從永寧寺回來後半途劫殺搶奪地圖等一段內容，李淦還畫了一個好大的圈，批了四個字：勇且智，善。
這封奏摺遠遠高出了李淦的期待。
一個十七八歲的孩子，又不是公侯家襲爵的嫡長子，怎麼可能真的要求他從全域性去考慮事情？不過是怕過多誇獎而至驕傲罷了。
詳實的圖畫、攻取稜堡戰術的詳解、沿途考察的部落心態等等這些。雖然字不咋地、文筆也差得遠，但言之有物，這一點就難能可貴。
這封奏摺送到京城後，李淦還和幾個京城中的老將們探討了一下，都覺得劉鈺說的辦法很好用，確實得了西洋銃臺攻防體系的精髓。
只是對於劉鈺所說的“如果不按這個辦法、又不長期圍困，而選擇強攻的話，五百人的稜堡得做出兩三千人犧牲的準備”這番話，眾人並不全然相信，覺得有些危言聳聽。
太宗李過在荊襄之戰時曾說過一句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裡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社會實踐中來。
這話這些年已成為了這些年尊陳亮、葉適的浙東學派重新構建心學、解構“致良知”的重要支柱。
此時用在戰事上也是一樣的道理。
大順就沒有正兒八經地和西洋人打過仗，更沒有攻取過西洋人的稜堡。
堡這東西，他們不是沒見過。
西南土司也有堡，但打起來只要架好炮轟一陣就能攻下。
按他們所想，有了大炮之後，堡還有意義嗎？
這羅剎人的堡雖然修的似乎卻是合於天道，但未必就真的這麼難攻吧？
五百人的堡，硬攻要死個兩三千人，這可能嗎？
明末時候，天主教徒韓霖倒是寫過一本介紹稜堡的《守圉全書》，明朝也在雄縣修了幾個稜堡。
問題是大順記憶中，在雄縣根本也沒怎麼打過仗。
沒打就降了，這稜堡也就根本留不下深刻的記憶，最多也就是個長得奇怪一點的堡壘，好像也就那麼回事。
之後大順雖然對天主教傳教士很寬容，寫書的韓霖也早早投順做了“禮政府從事”，還翻譯過《如何剋制七宗罪》，力圖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融合天主教七宗罪和存天理、滅人慾；還寫過《聖徒信證》認為儒、釋解決了“我是誰”、“我要幹什麼”這兩個問題，如果融合天主教就可以解決最終的“我要到哪裡去”，並且認為儒家一直沒解決“我要到哪裡去”的問題。
此人一度成為大順朝內的西法黨領袖人物，可謂人不微言不輕。
然而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張霖的這本《守圉全書》並沒有泛起太大的浪花。
張霖寫這本書時的外部環境，是後金擁有當時東亞最強的炮兵、明軍野戰打不過後金，所以一些人琢磨著怎麼修更好的堡壘。
現在的環境……後金已經被犁庭掃穴了，東亞最強的炮兵就在京城裡；旁邊的對手全是弱雞，大順處在攻勢；最大的敵人是準噶爾，縮在西北，大炮也不多，沒有逼到大順在邊境修稜堡的地步；需要壓制的東蒙古諸部，連鐵鍋都得買，修防炮的稜堡那是有錢沒處花了；徐光啟所預言的將來大患西洋人，從海上來的話，水師固然打不過，但只要有一支野戰部隊不被西洋人登陸切斷漕運，那也不用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