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儒家思想強調“重義輕利”，這種價值觀讓義和利對立起來，認為義高於利，認為獲取財富必須遵守倫理道德，甚至主張義可以取代利。
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就愈發深入人心。
無數人捨生取義的事蹟被傳為美談，而在義面前，正人君子恥於談利，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人們的權利觀念極為淡薄。
那麼，律法自然而然就排斥個人對私人利益和個人權利的主張。
其二，“古代”有“禮”，禮和法結合成為禮法。
禮法規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所包含的宗法，又規定了貴賤上下、長幼有序等等，禮法存在於各個階層，社會是宗法社會。
上至朝廷，下至村落，禮法（宗法）約束著民事行為。
族人之間有利益糾紛，自然有宗法來調解；族人和外人有利益糾紛，自然有宗族出頭；宗族和宗族之間有利益糾紛，要麼是官府“春秋決獄”，要麼就是宗族械鬥。
所以，在宗法社會，官府對於發生在民間的婚姻、財產、土地、財物糾紛，可以透過鄉里鄉親、宗族的干預予以平息，這讓地方官省了許多事，避免了許多訴訟。
於是，官府強化宗法族規，讓宗族來處理這種糾紛，個人權益很難獲得律法保護，民法的生存空間很小。
宇文溫自己琢磨出一個結論：在“古代”，禮就承擔著民法的職能。
其三，封建時代講究“家國一體”，君權、父權、夫權充斥各個階層，強調家族、宗族，所以社會的主體是宗族以及家族、家庭（戶）。
至於個人，屬於“家（戶）”這個倫理實體，對於律法而言，個人是被忽視的。
歷朝歷代，統治者的立法重點主要在於維護統治上，統治者更習慣於運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調整各種社會關係，以刑事責任代替民事責任，對於私人之間的權利關係一直忽視。
千年以來的傳統，深入人心的觀念，根深蒂固的“禮法”，使得當前社會根本就沒有《民律》生存的土壤。
即便宇文溫再狂妄，也不可能挑戰整個封建社會秩序，強行制定什麼《民律》，可以說這是必然會失敗的行為。
他之前推動《商律》立法，好歹有甜頭使得新興利益集團衷心擁護，不需要動員就會主動站出來“吶喊助威”，若宇文溫在《民律》問題上硬來，只會大失人心，在政治上眾叛親離。
但是，這不妨礙宇文溫“搞事”，把在《商律》擬定過程中已經“預熱”的官場搞得雞飛狗跳。
他要繼續保持諫議院的“熱度”，同時在堅如磐石的封建律法堡壘上挖出一道縫隙來。
蒸汽機、火輪船、火車的相繼出現，必然導致生產力快速發展，引發經濟變革、社會變革，千百年來被土地、宗族束縛的人們，已經有了新的選擇。
他們不需要依附於土地（地主）、宗族，也可以在新興的商埠以及越來越多的大都會務工謀生，甚至在這些地方成家、落戶，融入新的生活方式。
歷經二十年的發展，另類的“城鄉二元制”社會已經慢慢成形，在新興的商埠以及大都會，人們的生活狀態已經和傳統生活大為不同。
那麼，這些已經在經濟上擺脫土地、宗族的人們，應該獲得法律的保護，避免再被宗法束縛，又被人用宗法“拉回去”，繼續受制於土地和宗族。
宇文溫認為，戶數逾百萬戶的脫產（脫離農業生產）務工人群，在教育、婚嫁、財產分配等領域，應該擁有自己的“自主權”，其權益必須獲得法律的保護。
所以，宇文溫的入手點就在這一個特殊人群，在已有的諸如《流動人口管理條例》等行政管理辦法上做文章。
不需要挑戰整個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社會秩序，只是就事論事、特事特辦而已。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