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爭論不休，陛下特命亮垂詢相國之意！”
江東離雒陽、長安都太遠，以何為都，江東士人沒多大意見。僅是因陸遜出鎮西方多年，對關中長安頗有好感。
“不知孔明之意是？”
霍峻未有率先表態，而是繼續深究諸葛亮的意思。
諸葛亮輕撫羽扇，蹙眉說道：“亮為此二都利弊而深慮，雒陽雖為天下之中，但地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少，四面受敵。中漢都雒陽，重關東而弱關西，故有涼隴動盪。”
“關中雖沃野千里，但自中漢以來，王莽亂政，赤眉流毒，羌擾三輔。及至郭李亂關中，關中百姓四散而走，長安凋敝少民，不足以為都。”
“且關中雖有四塞之險，但上、安定、北地、西河等郡或南遷關中，或撤縣縮邊，加之河套被鮮卑盤踞，故不足以遮蔽關中。”
“長安、雒陽各有利弊，亮為此而深憂！”
“孔明可知定都之要？”霍峻問道。
“願聞其詳！”
霍峻沉吟少許，說道：“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建都。故武漢雖常遭水害，先帝忍其弊，以其為漢都。”
“長安佔據形勢而漕運艱難，雒陽得有四方之便而形勢弱之。故秦據形勢以抗關東，周失形勢而亡天下。因而觀之，雒陽、長安各有利弊，唯觀本朝情形，思二都得失，方可知以何為都。”
在霍峻看來，選擇都城之事，需要根據朝代自身情形出發，不能單觀長安、雒陽利弊，便輕易下決論。畢竟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首都，唯有最適宜自己的國都。
繼而，霍峻剖析南漢國情，說道：“今漢之天下，百姓凋敝，田畝荒廢，官吏鬆弛，法度不申，錢幣不通，稅法不明，律法不一，外有胡虜，關隴胡眾，內有冗官。”
“昔前漢以關中為都，雖飽受匈奴邊亂，但卻因禍患而興。先平關東諸侯之亂，後逐匈奴至漠北，內御四海，外據胡眾，可謂強盛矣！”
“今天下將安，但國有弊政，故以孤之見，不如臨危為都，歲月憂思，不敢鬆懈。長安貧瘠而臨羌胡，我漢不振則臨危難。昔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蓋如此言！”
南漢不同於兩漢，南漢興起於吳楚，加之為安撫士族，南漢有不小的冗官問題。且除冗官之外，南漢更要面臨北方強盛的鮮卑，以及關隴中遍佈的羌胡。
不僅於此，歷代開國皇帝無不是威望顯赫臨天下。即便是篡位的王朝，其依舊是君主治事。而南漢的政治生態畸形，在全歷史上獨一份，其由大臣主政，皇帝威望甚弱。
在這種主弱臣強，內憂外患的開局下，大漢選擇雒陽，非常容易因缺乏外部環境壓力，進而將會產生政治上的惡性事件。
今不論是為了解決鮮卑，還是說解決關隴胡化問題。在出於居安思危的考慮，大漢需要將憂患轉為動力，以保持君臣們齊心協力，朝著振興漢室昌盛的目標前進。
在霍峻看來，西漢能連續有七代優秀的統治者，不能單從玄學的角度上出發，更應從西漢初期面臨的內外環境下考慮。
如以呂雉為例，她雖大封呂姓族人，但她依舊是保持著劉邦時期的政策，對外與胡和親，忍受書信屈辱；對內輕傜薄賦，推行貨幣改革。
唐朝能維持強盛的國力，雖有雜糅胡風的因素，與早期內外環境也有關。突厥盤踞草原，朔方諸州淪為胡鄉；吐谷渾佔據青海，威脅涼隴諸州。若有不慎，關中則為戰場。
如以定都長安的漢唐為借鑑，兩國縱有高層發生政治動亂，或許因內憂外禍的問題，並未引起嚴重的大軍征伐事件。
封建社會時期，南漢政治生態畸形，唯有利用憂患意識，或許才能強大興盛。如以雒陽為都，因為天下之中的地理環境，君臣反而安逸了，一旦發生惡性的政治事件，其結果難以預測。
如以西晉為例子，不看其定都雒陽。在是否滅東吳的問題上，許多大臣從是否可平的角度上出發。然名臣山濤認為西晉可滅東吳，但卻不能滅東吳。
山濤之所以會有如此矛盾的想法，非他不忍見兵戈。而是山濤看出西晉王朝的問題，因是篡魏而建的王朝，故開國則有亡國之象。如大族橫行、冗官嚴重、奢靡大行、治吏鬆弛等。
故山濤認為天下唯有聖人，或許才能解決內外憂患問題。否則外患消失了，或許就有內憂產生。今西晉政治環境惡劣，不如留著東吳為憂患，時刻提醒西晉君臣。滅了東吳，反而不是件好事。
國家需要危機意識，今選霍峻力薦長安為都，則就看重了長安當下的環境，這才能激發南漢君臣的治國向上之心。
當然了，其中選長安為都，也有保持士兵戰鬥力的原因。南漢以吳楚的基本盤，因距離遙遠問題，之後選士兵不可能從南方去選。故而除了將精銳士卒遷到京畿之外，更要從周圍州郡去選拔。
關中羌胡眾多，繼而影響關西民風剽悍，南漢可以恢復兩漢舊制，選六郡良家子為卒，從而保障南漢日後計程車兵戰鬥力。
聽著霍峻闡述的選都大論，諸葛亮撫扇而嘆，說道：“孟子之言不假，國無患則亡。都雒陽，得四方之利，放馬歸山，文盛而武衰。季漢欲大興天下，唯居安而臨危難，令君臣日夜憂思，不敢忘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