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船律》規定：商人除了按照《金布律》《津關律》繳納的商稅之外，還要按照運送貨物的乘具大小，繳納行商的稅費，標準為每輛馬車行走五百里一算，每個船行駛百里一算。
除此之外，水衡都尉將有權力隨時檢視商籍，並在每年年終，對商人的財產、過去一年的盈利做出核算。
商人過去一年的盈利高於十五萬錢，低於三十萬錢的，按三十稅一繳納商賈稅；
高於三十萬錢，低於五十萬錢的，按照二十稅一繳納商賈稅；
高於五十萬錢，低於七十萬錢的，按照十五稅一繳納商賈稅；
高於七十萬錢，低於九十五萬錢的，按照十稅一繳納商賈稅；
高於九十五萬錢，低於一百二十萬錢的，按照六稅一繳納商賈稅；
高於一百二十萬錢，低於一百八十萬錢的，按照四稅一繳納商賈稅；
高於一百八十萬錢的，統一按照三稅一，來繳納商賈稅。
商人的行商所得，由水衡都尉按照商賈的貨物購買價格、出售價格，以及購買、出售數量來核算，其餘人力、損耗等成本，按照當地平賈給出的標準計算。
水衡都尉需要在每年春正月之前，核算出天下商人去年的盈利，以及應該繳納的商稅，商人務必在春三月之前，把應該繳納的稅款上繳當地官府，並由官府轉呈長安，不得截留。
發現商人謊報收益，逃稅、漏稅的，抄沒所有財產，完為城旦舂，當地縣衙一百石以上的官員處以流放河南（河套）、安東的處罰，郡衙當年的審計課為殿。
在核算出商人去年的行商所得，以及應當繳納的稅款之後，核算內容需要在商人所在的縣衙外公示一個月，當地百姓對核算結果有異議的，可以到當地縣衙或郡衙舉報，縣衙、郡衙務必上報水衡都尉。
如果最終審查結果屬實，舉報的人按照被舉報商人家產一百分之一的比例，賜給獎賞。
太宗皇帝推出的《車船律》，以及修改、完善的呂太后《金布律》《津關律》，被後來的世宗孝文皇帝統一歸為了《商稅律》，具體的內容被我寫到了《貨殖列傳》當中。
這三條律法，將漢室天下從正武三年開始興盛起來的商貿稍稍抑制住，讓天下的商人愈發變得遵紀守法起來。
尤其是在《車船律》推出按照商籍上的戶主，作為稅率比例核算標準之後，天下許許多多的大商人，如舒駿的卓氏、程鄭氏，滎陽的任氏，洛陽的師氏等，都把財產分散在了家中子侄的手中，成為了一個個資產數百萬，每年盈利不超過三十萬錢的小家庭。
這樣一來，原本呈現出大家族，大宗族雛形的商人家庭，自此成為了一個個小的家庭，很少出現地方豪強勢力大，地方的二千石官員不能治理的狀況。
文鼎十四年，水衡都尉核算商人收入的模式，也被御史大夫用在了官員收入稽核當中，從此時開始，漢家的受賄之風開始逐漸減少。
漢室的官員俸祿雖然不低，但隨著漢室百姓愈發富裕，糧價越來越低，官員拿到手的俸米其實越來越不值錢，再加上御史大夫屬衙開始嚴查官員受賄，整肅貪汙腐敗的敗壞風氣，官員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當時在擔任廷尉的張釋之，每年能得到朝廷二千一百六十石的麥面作為俸祿，但在御史大夫屬衙開始審查官員資產之後，也萌生了告老還鄉的意圖。
身邊的好友問張釋之：閣下努力這麼多年，才得到瞭如今九卿的位置，為什麼想要告老還鄉呢？
張釋之說：做了這麼多年官，我兄長的資產被我花費的越來越少，如今，兄長要面臨水衡都尉的商稅核查，我也要面對御史大夫屬衙的官員核查，再這樣下去，我怕等我在廷尉的位置上老去，兄長的家產就要被我花費的一點都不剩了······
這就是後來張釋之留下的典故：久宦沒（mò）仲產。
在聽到這些議論之後，太宗皇帝找來了已經從丞相的位置光榮退休的故安侯申屠嘉，問道：難道不讓官員貪汙，是我做錯了嗎？
申屠嘉思考了一會兒，說道：陛下願不願意到臣的家裡去做客？
太宗皇帝不明所以，但礙於申屠嘉的顏面，還是答應了下來。
跟隨申屠嘉走進尚冠裡的街道，太宗皇帝臉色隱隱帶上了一絲驕傲。
身旁的平陽侯曹奇好奇的問太宗皇帝，太宗皇帝說：尚冠裡的功侯貴勳，都把家裡的門面佈置的威武不凡，這說明我沒有辜負高皇帝的重託，把功侯貴勳都照顧的不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