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歷史上面臨吳楚之亂的景帝劉啟來說：吳楚聯軍共計不過三十萬的雜牌軍，真就能讓漢室如臨大敵，淪落到即將江山變色的地步嗎？
當然不是——若論牌面實力，吳楚之亂七個叛亂諸侯加在一起再乘以二，都不一定能在景帝朝漢室五大野戰軍面前討得一絲便宜！
但即便如此，吳楚聯軍卻仍舊奇蹟般的打到了睢陽城下，甚至幾度登上睢陽城頭；若非飛將軍李廣感到睢陽救援，睢陽城能否守住都還是問號。
即便如此，梁孝王在睢陽保衛戰中也是狼狽不堪，不惜一日連發七封血書，請求長安派兵增援睢陽，並彈劾作壁上觀，只自顧自在昌邑挖壕溝的周亞夫‘怯戰’。
便在這種時間點，遠在函谷關外數百里的睢陽城進行慘烈的戰爭之時，長安城內卻是暗流湧動；無論是豪商富戶還是勳貴大臣，都不乏‘一俟睢陽城破，便簞食壺漿以迎王室’的聰明人。
漢室如此危難之際，景帝甚至不得不揮淚斬帝師晁錯之時，漢初最為精銳的四大野戰軍，為何沒有加入到睢陽保衛戰？
作為第一野戰軍——細柳營主將的周亞夫，為何連細柳營都無法帶到睢陽，而是從關中徵兵十數萬，才啟程前往睢陽防線？
只要願意，景帝劉啟甚至可以派五大野戰軍一同趕到睢陽，並不費吹灰之力掃滅叛軍；晁錯不用殺，周亞夫不用成為太尉，劉啟也不用面臨那般困頓的局面。
那景帝劉啟為何要放著如此強大的力量不用，反倒是要費盡周折，費勁心機，甚至將漢室歷時數十年積攢下來，以備於漢匈決戰之用的府庫砸去大半？
說到這就不得不提，在面臨割據勢力叛亂時，中央所要面臨的尷尬了。
作為挑戰方，叛亂者所需要的考慮的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如何從起兵地點打入皇城，逼迫對手退位。
就這麼簡單。
哪怕再具體一些，也只不過是大軍的戰鬥力，以及後勤糧草輜重的問題等。
與中央所面臨的問題比起來，叛亂者真的很輕鬆。
反觀中央，如歷史上面臨吳楚之亂的景帝劉啟，需要考慮什麼？
——吳楚皆反，那要如何做，才能保證其他諸侯不插手此次動盪？
只這一個考慮，就使得景帝劉啟將母舅竇嬰任命為大將軍，假天子節，駐紮滎陽，以督齊趙兵馬！
吳楚之亂期間，光是竇嬰大軍在滎陽駐紮的二十萬人馬，就消耗了粟米足足百萬石！
除此之外，劉啟也同樣面臨了每一個封建帝王，在面對內部叛亂時，都很有可能面臨的問題：外族。
而劉啟作為一個水準在合格線以上的封建帝王，最終也做出了大部分皇帝會做出的選擇：只要情況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的一步，便堅決不能放棄邊牆防禦！
就像陳勝吳廣反叛之初，饒是以秦廷之昏碌，也仍舊未曾將長城軍團撤回；直到諸侯遍地而起，楚懷王建立聯盟，長城軍團才在秦王朝即將毀滅的時間點回到國內，以鎮壓叛亂。
所以景帝劉啟並非沒有解決叛亂的武裝力量，而是這部分精銳部隊，肩負著比‘鎮壓叛亂’更為艱鉅，更為神聖的使命：駐守邊牆。
在七國之亂爆發，吳楚聯軍抵達睢陽城下時，作為漢室最精銳的四支武裝力量，飛狐軍在飛狐逕駐守邊關，細柳營、霸上軍在關中拱衛長安，棘門軍被景帝劉啟派往雁門一代防備匈奴。
遊離於四大野戰軍之外的禁軍——南北兩軍，更是加派數倍人手，維持著長安城，未央長樂兩宮，高廟、社稷，乃至於武庫的安全。
所以，後世才會有那樣一句俗語：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
如果具體看待這句話，那無非就是：叛亂所要做的事很少，但阻止叛亂需要做的事很多···
而劉弘如今面臨的狀況，遠比歷史上景帝劉啟面臨的吳楚之亂要樂觀很多。
雖然漢室還沒有強大到景帝朝‘串錢的繩子腐爛斷裂’的地步，但隔壁匈奴也同樣還沒有引來老上單于所打造的巔峰時期——恰恰相反，如今的匈奴非但還沒有掃滅月氏，沒有完全統一草原，甚至還面臨著政權交接期。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如今的漢匈戰略格局對比，與景帝朝的漢匈局勢對比大抵相同：漢室不怕決戰，但負擔不起跨時太長久的決戰；匈奴人不怕打輸決戰，但又不是很願意進行決戰。
就連最終的外交結果，也是出奇的相同——劉弘與歷史上的景帝劉啟一樣，選擇了以和親換取寶貴的發展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