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前往劍橋的火車上，陸時和夏目漱石相對而坐。
吾輩沒有跟來，交給菲利斯照顧了。
越靠近劍橋，窗外的景色越貼近自然，
鐵軌兩旁的樹林稀疏，葉子被染成了火紅色，與藍天白雲形成鮮明的對比，
樹葉飄落，給地面鋪上了一層稀疏的地毯。
“呼~”
陸時長出一口氣，
“偶爾來劍橋出一次公差挺好的，總比窩在倫敦舒服。我都受夠泰晤士河那股若有若無的臭味兒了。”
夏目漱石聽了，疑惑地撓頭，
“有嗎？”
陸時無語，心說這老哥的嗅覺系統已經被倫敦同化了，
自己又是去法國、又是去美國的，才能感受到不同。
他岔開話題，
“《我是貓》連載結束後，你還準備寫嗎？”
夏目漱石點了點頭，
“我準備寫一部現實主義作品。我是這麼想的，刻畫一個正直的主人公，從東京畢業後到一個初級中學擔任教師，但受到了排擠，最後忍無可忍，奮起反抗。”
陸時一聽就知道，應該是夏目漱石的另一部代表作——
《哥兒》。
魯迅評價這部，認為它“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陸時評價道：“現實主義作品……想來肯定是有親身經歷作為基礎的。如此說來，你以前在松山中學等地從事過教育工作吧？寫這個題材，你應該能得心應手。”
夏目漱石愕然，
“我說過那段經歷？”
陸時“啊”了一聲，趕緊岔開話題，
“但這書恐怕很難在倫敦暢銷了。”
現實主義，歐洲、俄國的文豪寫得實在太多了，《哥兒》再怎麼幽默諷刺，也比不了，
而且這種題材本身就缺少作為暢銷書的基礎。
夏目漱石沉吟，
“有《我是貓》就夠了。”
陸時能理解，
這個時代的作家普遍有一種使命感，
就比如夏目漱石，1906年的時候，他的好友狩野亨吉請他去京都大學文學院做教授，他立即寫信謝絕。
信中說：
“人生是一大修羅場，充滿了不停息的爭鬥，因此他決心打敗敵人甚至壯烈地犧牲也在所不辭。立身在這個酷苛的人世上，倒是想試一試人們到底能夠接受多大的感化。”
仁人志士，哪個國家都有。
陸時拍拍對方的肩，
“我支援伱。”
夏目漱石：？？？
“陸，你這……其實，我寫這本書確實受了你的鼓舞。”